拨云见日看“姥姥”（李立新）
——《红楼梦》中刘姥姥形象浅析当《红楼梦》的故事刚刚展开，紧接“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之后，作者插叙了一段“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一群如花似玉的贵妇、公子、小姐初露头角之后，描述了一个寒伧的老太太，使人未免感到突兀。正像全书呈现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格调一样，读者往往对刘姥姥的形象产生种种曲解。笔者仔细研读原著，对刘姥姥的形象特点和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大有拨云见日之感。
一、刘姥姥的形象特点
(一)她并非是个插科打诨的丑角，而是一个对封建礼教有意颂扬却又不自觉地践踏的农妇。
有人说刘姥姥是个插科打诨的丑角，可以使全书妙趣横生。这种说法只看到刘姥姥逗人发笑的部分行为，忽视了她的全部表现；只看到她“耍宝”的现象，没有透视到她的思想内涵，不能不说是曲解。
她看到身为孙子媳妇的李纨和王熙凤，在侍候贾母等人吃完饭后才吃饭，体现了为妇之道，长幼有序，就大声赞美“礼出大家”。她不但见了贾母、王熙凤要望影而拜，即使见了贾府的家奴，也要陪着笑脸说“太爷们纳福”。可是到贾府后，说不上三句话，就把封建礼教践踏在脚下。她管王熙凤叫“姑奶奶”，把自己卑贱的外孙——板儿说成是王熙凤的侄儿。在遭到周瑞家的的严厉指责后，照旧管王熙凤叫“姑奶奶”，还让这位高贵的少奶奶夹一口茄鲞喂她。当六品衔的王太医都不敢公然说王熙凤对孩子娇生惯养的时候，她竟然教训起王熙凤：不要过于“尊贵”，“少疼他”。这俨然是一个农村老太婆在跟一个农家媳妇叙家常。当然，这个求帮的人并没有存心亵渎贵族，只是想说一些套近乎的话，或许是兴之所至，就不拘形迹了。而贾府贵族之所以能容忍她的这些言行，是因为她们只是把刘姥姥看成一个愚昧无知、供她们取笑的小丑而已。刘姥姥无视封建的妇德闺训也是十分明显的。巧姐被骗卖，即将被人领去，王夫人、平儿无计可施，和巧姐哭作一团。这时，刘姥姥突然到来，建议私逃。王夫人和平儿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到私逃，可最终还是按照刘姥姥说的做了，逃脱了一场灾难。作者让这样一个无视尊卑贵贱、妇德闺训的人，出现在贾府这样等级森严、枷锁重重的环境中，突出表现了这个农妇不自觉的平等、自由思想，对于深化作品反封建的主题具有重要作用。
（二）她并非是个不爱劳动、惯于打抽丰、趋炎附势、长于巴结的人，而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告帮”的贫苦农民。
说她不爱劳动，是忽视了书中对刘姥姥八十多岁了还在地里打豆子这一细节描写的结果。说她惯于打抽丰，并无根据，书中写刘姥姥求帮只有一次，而且在借贷之后，不忘旧恩，给贾府送来成口袋的枣儿、倭瓜、野菜，这与城市游民靠到处打抽丰过活迥然不同。说她趋炎附势、长于巴结也要做具体分析。趋炎附势的人满脑子等级观念，为了谋求私利经常向有财有势者阿谀谄媚，鄙视穷苦之人。刘姥姥与这样的势利之徒是大不相同的。固然，她与生活在穷乡僻壤、不懂封建礼法、不善于见机行事的农妇，也有不同。她能体会到贵族心理，恭维贾母是“老寿星”、“有福的”，放弃自己的自尊，博得贵族的欢心。应该看到，她是在“家道艰难”、“连吃的没有”的情况下出于无奈，才说了那些低三下四的话的。但她“未语先红了脸”，说的并不周全。她恭维王熙凤家资富有，竟然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呢！”在贵族听来，比喻失当，粗鄙不堪；她把贫贱的板儿说成是王熙凤的侄儿，在贵族看来也是不知深浅。可见，把刘姥姥看成善于溜须拍马、巧言令色的没落地主或市侩是毫无根据的。
有人根据作者写她“是个积年的老寡妇，膝下又无子息，只靠两亩薄田度日”，推断她可能属小富之流，理由是两亩地年产稻谷两千斤，刘姥姥吃用不了，不是放高利贷，就是雇工剥削。这种说法犯了以今论古的错误。殊不知，乾隆时期的生产力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乾嘉时代的学者洪亮吉曾介绍当时的生产情况说：“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不过出一石。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当时亩产和每个人所需情况如此，刘姥姥的两亩地是薄田，再加上官府的赋税徭役，这个老寡妇靠这两亩地挑门户过日子是相当艰难的。
（三）她并非利己害人的“母蝗虫”，而是一个有良心、知恩图报的人。
林黛玉公然骂刘姥姥是供贵族娱乐的牛，是占贵族便宜的母蝗虫，把刘姥姥形容成没有人格的禽兽，利己害人的昆虫。这种观点在贾府贵族中很有代表性，在个别读者中也有一定的市场。刘姥姥先后三次进荣国府。第一次是去求帮；第二次是送去瓜菜报恩；第三次，不但没有求帮，而且还表现出贵族中罕见的“高尚的道德”。
作者描写在贾府财空势败后，贾府的亲朋故旧，树倒猢狲散，避之惟恐不及，贾府贵族饱尝了人情冷暖的苦滋味。王熙凤垮台以后，除平儿以外，没有一个同情者了。就在这时，刘姥姥不忘旧情，出现在垂危的凤姐的身边，诚挚而热情地说：“听说姑奶奶这里动了家，我就几乎吓杀了。亏得又有人说，不是这里，我才放心。后来又听见说老太太没有了，我在地里打豆子，吓得连豆子都拿不起来了，就在地里狠狠地哭了一大场。我和女婿说：‘我也顾不得你们了，不管真话假话，我是要进城瞧瞧去的。’我女儿女婿也不是没良心的，听见也哭了一会子。今儿天没亮，就赶着进城来了……不打量姑奶奶也是这么病!”说着就掉下泪来。这些描写说明，刘姥姥是个有良心、不忘旧恩的人，她的道德水准远在贾雨村、孙绍祖等人之上。
在贾府被弹劾时，像贾雨村这样的至交，竟然乘机狠狠踢上一脚，促成了抄检；像孙绍祖这样的至亲也抓紧逼债，火上浇油；像贾琏、王熙凤这样的夫妻已经超过“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分飞”的限度。贾琏在王熙凤临死之前，竟然逼取财物，加速她的死亡。友谊、亲情、爱情，在贵族的势利场中像蛛丝一样，哪里经得起自私自利的无情风雨的吹打与荡涤？也就是在贾琏吹胡子、瞪眼睛，逼着平儿要钱的时刻，奄奄一息的凤姐从手腕上退下一只金镯子交给刘姥姥，求她买供献，向神佛祷告，挽救她的生命。凤姐在抄检时私蓄荡然无存，贾母给她的三千两银子又全部掌握在贾琏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这只金镯子对王熙凤来说，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财产了。可是，刘姥姥这个曾经说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人，见了那黄澄澄的东西，并不在意，反而说：“姑奶奶，不用那个。我们村庄人家许了愿，好了，花上几百钱就是了，那用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许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么，自己去花罢。”刘姥姥——这个曾经被林黛玉讽刺为“母蝗虫”的人，偏偏不吃送到嘴边的肥肉。作者以此给贾府上层之流一记响亮的耳光，说明在刘姥姥的天平上，情谊总是重于金钱的。她没有趁火打劫、见利忘义之心，而具有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为报的思想。作者写王熙凤到最后时刻，才从刘姥姥身上发现了轻财重义的“一片好心”。这等于给王熙凤上了一课，是对这个利欲熏心者的一次反讽。
在巧姐被骗卖的时刻，刘姥姥一无钱，二无势，凭着她知恩图报的火热心肠，济困扶危的侠肝义胆，从鼓词中学来的机智，携带着巧姐、平儿私逃，避免了灾难。王熙凤处心积虑地把大量金银财物偷偷地送给至亲骨肉王仁。可是王仁在王熙凤死后，瞪着眼说瞎话，不承认沾过王熙凤的光，并且和贾环等人狼狈为奸，骗卖外甥女。王熙凤无意间把八两银子赏给了被当猴耍的刘姥姥，刘姥姥却不忘旧恩，拯救巧姐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对比描写，把刘姥姥济困扶危的意义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刘姥姥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良心、好心、义行充分说明，她绝不是一个损人利己的害人虫。
二、塑造刘姥姥这一形象的意义
（一）从作品的思想性来看，塑造刘姥姥这一形象，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批判了贵族社会的腐朽生活。
1、她对贵族社会的高度物质享受表示不满。这个从茅舍低檐走出来的贫苦农民进入贾府，宛如到了另一个世界，甚至有到了“云端”、“天宫”的感觉。对贾府的奢华，刘姥姥开始是“点头咂嘴念佛”，接着是对贵族和农民天地悬殊的生活表示了不满。当贾母等人吃腻了山珍海味，吃不了，拿去喂猫时，刘姥姥说：“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史湘云搞了一次在贵族看来颇为寒伧的螃蟹酒会。刘姥姥计算了一下花费，说：“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她虽然没有公开说“你们太享受了，我们太苦啦！”但在她的言谈话语中，是不难听出其中隐含着的不满情绪的。
2、她对贵族社会的高度浪费表示不满。 当贾母拿“软烟罗”炫耀自己长于侯门公府、知多见广并命人送给林黛玉糊窗户时，刘姥姥口里又不住地念佛，说道：“我们想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一两银子一个的鸽子蛋掉在地上，刘姥姥忙着要去拣，便被人拣走不要了。她叹息说：“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这里，如果说刘姥姥说“岂不可惜”，是婉转地谴责浪费的话，那么她脱口而出的“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则属于一个求乞者在贵族面前的直言不讳了。因为“花钱不听响”是旧社会骂败家子的话。
3、她对贵族社会的无所事事表示不满。刘姥姥看到贾母歪在榻上，身后有丫环捶腿，逛大观园时有丫环拿着漱盂、尘尾、巾帕之物，凡行便坐在老婆子抬的竹椅上，除了咀嚼食物以外，样样都靠别人生活。当着这样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的面，刘姥姥说：“我们生来是受苦的，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我们要也这么着，那些庄家活也没人做了。”“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儿？”话语之中，虽有宿命论观点，却也表达了一个一年四季都在风里雨里劳动的人，看到贾母那种寄生生活之后的愤愤不平。就连贾母自己在与刘姥姥交谈时也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不过是老废物”，虽是玩笑，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阶级的生活。
总之，通过塑造刘姥姥这一形象，作者概括了贵族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四个对立：在物质生活上，贵族的肉山酒海、挥霍无度和农民的衣食无继、饥寒交迫相对立；在生活方式上，贵族养尊处优、骄奢淫逸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吃苦耐劳相对立；在思想上，贵族的等级歧视、限制自由和农民的平等观念、尊重自由相对立；在道德上，贵族的冷酷无情、忘恩负义和农民的轻财重义、以德报德相对立。从而揭示出封建社会必然灭亡这一重大主题。
（二）从作品的艺术性来看，刘姥姥这一形象是故事展开的纲领。
早在刘姥姥登场伊始，作者就特别提醒读者，刘姥姥并不是无关宏旨的人物。他指出：“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丁，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那一件事那一个人写起来方妙，恰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作者把刘姥姥进荣府看成是“纲领”，给予十分的重视。
我们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出场，作为艺术构思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的发展紧密联系，而且也关联到艺术结构的需要。通过人物出场的处理，来展开作品结构的总体安排，或者用人物出场牵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这在很多长篇小说中是常见的手法。所以，一般说来，作者对人物出场的安排有两个目的：一是侧重人物性格的描写，作为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段；二是展现作品所描写的复杂生活，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的出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情节的发展考虑的。为什么写以贾府为首的四大家族，不从府内的人物写起，偏偏要从千里之遥，选择一个乡下老太婆作为故事的正式开场呢?这和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总体构思，以及所要表现的封建社会衰亡史的主题思想有直接关系。写贾府的兴衰，充分暴露四大家族的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从而揭示封建社会的必然没落，从贾府内任何一个人写起，都有很多不方便之处。只有从局外人写起，以冷眼旁观的态度，通过贫富贵贱的对比，看待四大家族的兴衰际遇，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让刘姥姥在贾府兴衰的三个不同时期三进荣国府，演绎这个“赫赫扬扬，已达百载”的贵族世家里的五光十色，叙述四大家族寄生性、腐朽性的生活，很显然，这是一个巧妙的安排。刘姥姥每一次出场，都标志着贾府衰亡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澄清一些歧视刘姥姥的观点之后，我们仔细地研究围绕着刘姥姥展开的每一个细节描写，就会大吃一惊：这个微贱的老人身上具有贵族阶级所没有的可贵思想，她貌似满身浊气，实则光彩照人，具有永久的审美价值；她和贾府内部的种种矛盾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她的三次出现，在艺术结构上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正是按照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这条虚线，安排了贾府衰亡过程中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总之，无论从作品的思想性来说，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性来说，刘姥姥都是一个相当重要、关乎宏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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