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揭开财富分配的黑箱2
二、向市场階級寻租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國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階級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國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階級。正是这个階級创造了中國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國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階級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國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國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國，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國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階級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國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國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階級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國，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國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國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國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國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國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國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國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國市场階級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國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國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國，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國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好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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