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李密（王振起）
嵇康（223-263）字叔夜，沛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魏晋时的名士（“竹林七贤”之一），著名的文学家；李密(224-287)，又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人，魏晋时蜀、晋的官僚，也治过文学。嵇康和李密都生活在由世家豪族统治的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魏晋时期，他们的政治背景非常相似：嵇康是曹魏宗室姻亲（曹操的孙女婿），曹魏时曾任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司马氏掌权后，当然会遭到猜忌；李密早年曾任西蜀尚书郎、大将军主簿等职，西蜀灭亡，他自然心中不甘而耿耿，因此更是司马氏政治集团提防警戒甚至镇压的对象。他们都曾拒绝过司马氏政治集团请他们出仕的要求。嵇康的“竹林”好友、在朝为官的山涛（字巨源）升任他职，举荐嵇康代任自己的原职，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表示拒绝，竟因此导致最后被寻借他事杀害。晋灭蜀后，晋武帝司马炎先征召李密为郎中，后又欲拜太子洗马，诏书屡下，逼迫甚急，不容怠慢，李密却上《陈情表》坚辞，结果不但被武帝谅解，而且还“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祖母奉膳”。相似的政治背景，同样是拒绝出仕，际遇却迥乎相异，个中缘由何在呢？
要想探究他们不同际遇的缘由，当然应主要看两人不同的政治态度，以及当权者的良苦用心和狐疑心态，其荦荦大端，我们可以以他们的文章为窗口来窥其端倪。嵇康写给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先指责山涛举荐自己做官，是因为厨师不愿一个人再屠宰下去，要拉一个祭师做帮手，使祭师也沾上一身膻腥气；接着又说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的约束，提出七“不堪”、二“甚不可”来表示自己不愿做官的坚定意志；最后说新失母兄之欢，心中凄切，儿女未及成年，需要教养，自己又多病，因此“但愿守陋巷，……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足矣”。嵇康与山涛本是朋友，他们经常“竹林”雅聚，诗歌唱和，其心性志趣也不能说不相投相契，但山涛荐官的一番美意，何至于会使嵇康要和朋友翻脸绝交呢？嵇康不想做官不做也就罢了，还说点不三不四的干什么？种种不愿做官的理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纯粹是虚言矫饰，并能听出嵇康反对司马氏集团提出的名教礼法治国的弦外之音，打给山涛的巴掌分明打在了司马昭等人的脸上，是在借机发泄对司马昭任意屠戮无辜和阴谋篡魏的不满情绪。这封信很快就在朝野传开了，并招致了当权者的忌恨，后来嵇康被杀，这封信虽不是直接原因，但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再看李密的《陈情表》。文章第一段陈述自己不应诏就任的理由。其道理有三：一是要行孝道奉养祖母，这是符合晋朝“以孝治天下”的名教礼法的要义的；二是祖母对自己的抚养之恩非同寻常，现在祖母年已九十有六，且疾病缠身，自己非尽孝报答不可；三是家里没有帮手，祖母只能由自己在床前尽孝。第二段说明朝廷对自己优礼有加、自己却不能奉诏的两难处境。按封建统治者的意志来说，尽忠当然要先于尽孝；但在没有特别需要的前提下，是可以先尽孝后尽忠的。司马氏篡魏未免心虚，因此要笼络敌对阵营中的名流为自己所用，其实所用的主要不是才干，而是他们的名气和政治影响力，以此昭示篡位建立起来的新朝得人心顺民意，成为应天承运正朔更始的圣朝，其用心实在良苦。李密求情要先尽孝，何不送一个顺水人情，这样既利用了李密的政治影响力，又会使其感激涕零，死心塌地地效忠新朝。第三段主要表白自己效忠当朝、志在仕途、不做蜀汉遗民以邀虚名的心迹，并再次说明祖母病笃、自己不能远离出仕的苦情。这既可以打消晋武帝的疑虑，又可以求得圣上的体恤，真是“他人之心，予忖度之”；特别是他称蜀汉为“伪朝”，称自己为“亡国贱俘”，这种表态，在晋武帝看来，实在比应诏出仕更有价值。第四段表示自己日后尽忠的许诺和诚惶诚恐的心情，给晋武帝吃了一颗定心丸和一颗顺心丸。
有人说李密辞不奉诏的原因还包括：李密是蜀汉旧臣，自然有怀旧的思想，对于晋灭蜀时有一点不服气；李密对晋武帝还不甚了解，不想盲目做官。这是枉加揣测。因为其一，李密辞官不做的理由很充分，不是不想做而是不能做。其二，李密写《陈情表》时嵇康已经被杀，嵇康临刑时弹奏的《广陵散》的余音还在他的耳畔回响，他哪敢在奏表中流露一星半点的杂念呢？其三，事实上，李密的祖母不久去世后，他立即出任了太子洗马，后又任过温县令、汉中太守等职。
嵇康和李密都曾拒绝出仕，但前者招致了杀身之祸，后者却受到了晋武帝的怜恤和嘉许。我们如果只从个人的原因看，嵇康之死，死在他的名气和孤傲上，死在他的与统治者的不合作上；而李密呢，与其说是他的文才救他不死，不如说是他的至性真情和“识时务”的政治态度感动、迎合了晋武帝，使他受到了宠命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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