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故居忆先贤（罗妹）
踏访康有为故居是我多年的夙愿，十几岁就听说“康梁变法”，直到20多年后才走进他的故居。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的苏村是一方钟灵毓秀的土地，这里产生了回旋在中华大地上不可忽略的华彩乐章，它仿佛一面独立特行的旗帜，诠释着思想、责任、勇气、“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忧患意识。鸦片战争时侵略者的隆隆炮声震碎了国人的清梦。列强的入侵使家国遭到蹂躏，民族工业遭受沉重打击，“自五口通商，洋船揽载而商窘，洋米搀夺而农窘，洋货充斥而工窘”。然而，丧权辱国的条约并没有使封建朝廷停止醉生梦死的生活，依然朝朝美酒夜夜笙歌。而许许多多仁人志士，尤其是热血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救世良药，他们以身许国，艰难地探索与跋涉着。康有为就出现在这样的人群里，他是一个热血男儿，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使他超越了一般文化人的视野，他的奋斗宗旨就是经世致用。接受了西学的康有为，坚信只有改革，仿效西方的君主立宪政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国才能富强，民族才能振兴。
1891年，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开始讲学，研究维新理论，著述立说。他讲孔学、理学、史学，也讲西学，颇具新式学堂的性质。梁启超就是他的学生之一。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再次进京会试，此时《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出，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14000字的上皇帝书，梁启超串联18省举人1300多人在上面签名，此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大主张，称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多年潜心研究中国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慢慢地在脑中形成了一套改革方案，他要把这些呕心沥血的文字呈送给皇上看。康有为的出现惊醒了养尊处优、做着大清江山千秋万代之梦的光绪皇帝，光绪惊恐地意识到社稷江山并不稳固，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
1897年12月，康有为在一个雪天从上海起程进京。天色铅灰，雪还在斯斯文文地下着，康有为透过京城满目的银装素裹看到了山河破碎的景象。39岁的年纪正意气风发，他再次上书：“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良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迟迟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致，后欲悔改，不可收拾。”殷殷之情，切切之盼，声声泣血。光绪帝读后深受触动，坚定了变法的决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召集军机处的亲王大臣表示决心变法，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维新运动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光绪帝和维新派推行的改革是在和顽固势力激烈斗争中进行的。顽固派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实权，相比之下，力量的悬殊显而易见。维新派没有自己可靠的武装，于是借助袁世凯的兵力保证改革，可袁世凯是个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他在光绪帝会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当天，由京返津，将维新派的策划向慈禧的亲信荣禄告了密。维新运动终于宣告失败，这是一场短暂的改革，短暂得只能叫运动！
被通缉的康有为逃往香港，此后他基本退出政治舞台，过着流亡生活。思想的利剑斩不断盘根错节的权势，不管血肉之躯如何意志坚强，也抵不过穷凶极恶的武装暴力。赫赫皇城燃起了他的希望，也碾碎了他的理想。康有为是清醒的，思想变革总是现实变革的前导，而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的殉难者。他在给家人的遗书里写道：“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救之，乃蒙此难……虽频任患难，无有厌改……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只要能够解除国家的衰危困境，实现民族的强盛，他并不在乎个人的命运。可令他伤感的是朝廷从此更加衰落，看不到曙光。
康有为把生命的最后时光选定了北戴河而不是故乡。他一边仰望着给予他无限希望的京都皇城，一边面朝大海让辽阔的海风鼓荡着他的胸襟，期待着祖国春暖花开的日子。在大海汹涌浩荡的颠簸中，他那颗孤独焦虑的灵魂方能片刻安宁。
拜访康有为故居的那天飘着雾粒般的细雨，南方的阴湿天气将故居旁的翠绿嫣红洗濯得更加鲜艳和洁净，似有轻轻的哀伤和淡淡的芬芳氤氲空间，不绝如缕。
康有为故居是青砖锅耳山墙的大户人家祠堂式，我还没进大门，恍惚中觉得身穿长衫、手执一把雨伞的先生正从里面走出来。他的脚步有些沉重，却并不迟疑；他的神情有些忧郁，却十分坚定。他从这里走出去，走向广州、上海、北京，走向新思想，走向广阔的世界。给了国人醍醐灌顶的忧患意识，从而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他的一生尽管有些悲凉有些落寞，但在国人的眼里却充满魅力，历史的烟尘不会遮没他的光彩。
故居内没有什么游客，我听见自己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来来回回地响着。我的惋惜、热爱拧在一起，一直伴随着我的景仰。斯人已去，故居独存；精神不泯，山高水长。但愿这里永存着先生的一脉香魂，永远散发着绵绵不绝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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