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财富疯狂“砸向房地产”让中国落后印度
新华社9月26日报道，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26日发布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竞争力落后印度11位，排名第54位，相比去年下跌6位。对这个排名，世界经济论坛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各国在公共机构的质量和智力投资上的份额。这些年，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教育投入方面以及基础研究的开发投入方面，比中国相对要多。印度拥有1400万大学毕业生，也比中国要多。
在美国大学的印度留学生人数为8万，而中国是6.2万。
相比而论，中国的投资则大规模投向了不动产。
一国财富模式，决定了一国未来的竞争力。欧美人甚至印度人的财富选择了集中投向教育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从而创造出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正在逐步控制资源的全球分配走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却没有能够成长起世界级的大公司和世界级的企业家，更没有相同幅度地提升国人的福利层次，比如教育、社会保障、科技研发。这个现实与我们财富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往往被人忽视。
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所能够支配的东西归根结底不会超过你所拥有的。当一个人在打牌、网游、侃大山上花费太多时间，他在苦读、冥思、劳作上花的时间就一定有限；当一个公司在仿制、回扣上花费过多心思，它在研发、设计与品质管理上花费的时间就一定少；当一个地方的官员在广场、门面工程、不动产上花的财力过多，他们花在生产、工艺、技术、研发上的财力就必然有限。
有数据表明，中国与日本、韩国相比，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耕地是比较接近的。然而根据建设部的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1平方米。其中，上海为33.07平方米，北京为32.86平方米。而日本的东京只有15.8平方米。东京的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上海、北京人均GDP刚超过5000美元，而居住水平却早已是东京的2倍。我们有理由作出反思，我们的居住条件超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性，甚至超出了国力和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
构成一国和一个地区竞争力主干的，是在区际和国际间流动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当居民把财富都凝聚在不动产上的时候，也就存在着风险。因为靠这种方式积累的财富，只会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创造重要市场，却不会给自己的长久竞争力增添砝码，反而会直接削弱竞争力。在一个全球扁平化的时代，所有国家都加入到同一个竞争体系中来。全球化流动的产品和服务，并不因为你来自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就愿意为你的高价格埋单；性价比不如人，你的产品和服务就没有市场。
其实，竞争力下降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据统计，2005年中国GDP大约占世界总量的4%，却消耗了世界9%的原油、20%的铝、30%~35%的钢、铁矿石和煤以及45%的水泥。
而这些固定资产投资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流入了房产行业。许多城市建设的无效反复，是我国高能耗的重要引擎。许多跨国公司因为房价太贵，有撤离上海的打算。
日本人不是天生就喜欢龟缩在笼子里的，韩国也早就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而我们有些经济学家，早在几年前就鼓吹中国城市居民开始了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时代。一种浮躁的、封闭的小农意识，引导了我们并使得我们把众多财富都往住宅上砸。这样做的整体结果，必然会降低中国的竞争力。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富则国富，而青年富足强势的必由之路是教育。在中国经济迅速攀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同时，中国的竞争力排名却呈下降的趋势，而且落后于同是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不能不让我们对包括财富流向模式在内的一系列现象进行深刻反思。
深度阅读:秦晖:印度将超过中国吗？
总而言之，中印经济的现状是在长时段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从长时段看，中印经济不仅都经历了各种“纵向不同、横向类似”的体制，而且体制间演进的轨迹十分类似。因此中印经济的长期发展绩效比较与其说是取决于制度优劣勿宁说是取决于文化传统——这方面的差异使得在中印都经历过的各种体制下，中国的经济状况（起码就发展而言）都好于印度，只是大战乱时（如中国民国末年）例外。印度的历史传统不仅使其在世俗理性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更少动力更多阻力，而且复杂的族教文化冲突也使其国家整合成本高于中国，从而消耗了更多的本可用于发展的资源。而就体制的影响论，毛泽东时代印度破天荒地一度逼近（乃至可能曾经超过）和平时期中国，表明中国改革前体制的确弊病太大。而印度国企的糟糕表现不仅一般地说明命令机制不如市场机制，而且表明“民主国企”可能不仅不如私企，甚至也不如“专制国企”，“民主社会主义”在制度上如何实现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民主制下印度经济转轨的阻力（或曰“制度转换的交易费用”）大于中国，曾经是改革时期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的传统优势得以进一步加大的主因。
但是印度在付出这些“交易费用”后如今似已成功转入市场经济轨道，近两年其出色的表现也很有可能持续下去——今年人民党政府虽然下台，但继起的国大党政府总理恰恰是当年冲破尼赫鲁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主持者，显然国大党上台并不意味着尼赫鲁体制复辟，正如东欧的左派政府上台不意味着旧体制复辟一样。
不过，即便印度成功地迈过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难关，在中印两国都出现较稳定的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仍然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如前所述，历史上在两国制度类似时，中国相对的文化优势仍能使其保持领先于印度的势头，犹如清朝领先于莫卧尔帝国，民国和平时代领先于英属印度。
而中国的隐忧在于：“斯托雷平式改革”以铁腕手段不许人们讨价还价，如此避免的“交易费用”究竟是真的节约下来了，还是只是欠下了？将来会不会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来偿还？应当说，中国改革面临的公正性危机甚于印度。如果说如今中印都建立了市场经济，那么世俗理性的中国人可能比心如古井的印度人更加积极进取，但是本来有私有制、而公有制也是民主转轨后的印度产权配置比改革中有大量国有资产不明不白地化公为私的中国产权配置要更有公信力与道义合法性。而如前所述，中国人的世俗平等传统却又恰恰比印度人的“舍平等”、“空门平等”更具有进攻性。一旦他们有了本来就应当有、而且也不可能永远没有的那些权利，他们能认可这样的配置吗？可以说，未来如果印度经济有超过中国的某种可能，那原因不在于经济体制（中印都是市场经济），更不在于文化（中印的文化差异有利于中国保持相对优势），而就在于中国能否妥善解决社会公正与民主滞后问题，避免因此出现危机.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