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白河旧事（南天剑）
账房王想来这事也过去二十多年了。我那时还是个初中生。
在农村中红、白喜事写账子是很有一门学问的。他大姨的婆母娘的二叔子怎么称呼、他外甥的老丈人怎么叫法都是有礼数的；甚至人死了多大年龄你侄男侄女磕多少头也都是有说法的——村里有个“账房王”（姓王，总为人写账，村里人给起的雅号），这一切都解决了。
他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脸，两眼烁烁放光。他写账子不戴花镜。他的祖上据说是乾隆翰林，所以村里人提起“账房王”时都啧啧称赞：人家老王家是文墨的根，是诗书门第的坯子。
账房王得到的尊敬远远在我们村庄外。
“咱村有我，红、白喜事别庄不敢挑理，多见过世面的人到我这儿也得下马。”
我就亲眼看见过一次。村里某家老人没了，出殡那天人山人海，据说这家从古至今都是很讲究的人家，很讲礼数，写账非“账房王”不可。我好容易挤到人堆里，找着了“账房王”。
一张炕桌，文房四宝，左右两个村里辈份很高的人相陪，四围全是顶着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叔叔、婶婶，村里的、村外的，毕恭毕敬地盯着“账房王”，大气不出，仿佛在听训示。
“账房王”今天穿得格外整洁，头发新理的，一丝不苟，行动坐卧，比平时谨慎许多。正襟危坐，非礼勿动、勿看、勿听，单等别人上账。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了，这可是大场面。
“王公好笔辉，”不知何时一位老者已经坐到他炕桌的前面。
“敢问台府何处？”“账房王”停住笔，朗声发问。
“疃庄。”
“是土旦‘坦’，还是田童‘疃’？”“账房王”侧脸追问。
“是田童！”
“敢问王公，我家某某某某与已故的某某的外甥该怎样写账？”
账房王略一沉吟，“据我村旧俗，似乎应该这么称谓……乾隆年间纪晓岚和刘罗锅就这个问题也曾讨论过。”
那个老头儿不住点头，仿佛心里早就知道纪、刘讨论过这个问题。周围的男女老少屏住气息听，看着二人的表情不敢眨眼珠，知道这是外村有学问的人找“账房王”麻烦来了。
“行，王公名不虚传，佩服，佩服。”老头儿站起身往外就走，“账房王”右手向外一摊：“请别屋用茶，下一位。”
不卑不亢，气度适当，“账房王”不愧为“王”！
村里人服了。
那天，我毕恭毕敬地呼他“二爷”时（账房王在王家排行第二），他鼻子里发出一声“哼”音，“你们懂个屁，小毛孩子！”于是便背着手，嘴里哼着京剧：
“想当年……桃花马……溅石榴裙……我一剑能挡百万兵……”
我听不懂，大概就这几句吧。
我很高兴，“账房王”对别人都是“哼”了事，而对我还加了一句话。
人食五谷杂粮爱得病，“账房王”也病倒了，竟连日不愈。在病中，他忧心如焚，因为张驼子二儿子即将结婚，早将喜讯报给了他。无奈之下，只好将“后事”托付于自己的儿子宝儿。
“老张家的门风是最讲礼数的，所以他家马虎不得。他家有个老姑奶奶，还有个二舅公……新亲队伍来了这么安排……”他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交付宝儿，最后他又说：“结婚礼数很多，现在改革开放了，也不要太繁琐。我一贯主张新媳妇进门时开口先叫妈，然后由婆婆扶她走到拜天地的地方，公公在左边，小姑在右边，没小姑……”
宝儿记得飞快，看“账房王”还在讲，转身将刚才记的东西扔进了灶堂，到自己的地里给麦苗打药去了。
“账房王”感觉没了动静，一看，宝儿早不知干啥去了，长叹一声“咋就不上进呢？现在的年轻人要让人家挑多少礼啊？！”
账房王在焦虑中度过了驼子儿子的婚期，因为张家并未来人向他请示什么，“他就不怕给咱村现眼？！”于是忧思又起。
傍晚，有人告诉他：“听说您病了，驼子儿子改了主意，搞了个旅行结婚，没请任何人，媳妇家也没来人……”“账房王”自言自语地说：“这事儿前几年我研究过，不成礼数。懂个屁！”
“账房王”有病，老张家临时改变了“礼法”尚可说，那么老刘家儿子结婚时竟不抻他这根弦儿，也把婚事办了。更可笑的是采用“速递新娘”方式，也很热闹，“像邮信一样就把新媳妇邮来了。”张二婶逢人便说。
“他们懂个屁！”在气愤中，“账房王”的光环渐渐地暗淡下去了。
我毕业回村的时候，“账房王”已经死了两个多礼拜了，享年七十有五。柳树下那帮老人都很缅怀“账房王”，确切地说缅怀他在人山人海中较真礼法的一幕。
最懂礼法的人死了，不过瘾！
是的，现在大家都不懂那套规矩了，也就用不着谁挑谁的礼了……
那时好累啊！
于是大家便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
放驴
潮白河两岸，夏时，草青青。
我上初中时正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家中无啥值钱东西，只有一驴，饿之不得，春耕秋收，全仰仗此君，于是每年暑假，放驴是头等之事。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放驴也得站好队，跟手牵着羊、大模大样的人不能为伍，他或许在村中辈份高，或许爱骂人，别看穿得不咋地，见过世面，说起来与中央领导握过手，混墩了到家放羊来了。与他为伍自讨苦吃；与一手牵牛一手拿毛线的妇女也不能为伍，她东家长，西家短，聊起来没完没了，还得帮她给牛挪地方，不划算。
很快，我就找着知音了。
一位是离我家不远的刘大哥，四十九岁，门牙中有一个是镀金的，一杆旱烟袋，上身蓝布衣，过膝，裤子一腿长一腿短，走道上下左右找感觉。他一手托旱烟袋，一手帮我拽驴，滋着牙，向我眯着眼说：老弟，跟我走吧，驴、羊是亲戚，保证叫你把驴放饱了还自在。
讲话实在，此君可信。
第二位是老单大爷。放骡子。骡子前边走，他老远在后边跟。他也是旱烟袋，烟管下吊一黑糊糊的皮袋，装满关东烟。头发花白，脸黑且眼亮，手握小树枝一甩一甩地。他对我说：骡子岁数小，四条腿，我岁数大，两条腿，让它走呗。放牲口，就得让它自由，你牵着它，那不和当年小日本子较劲一个样。
后来，我亲眼看见他的骡子由于受岸边挖土的手扶拖拉机惊吓玩命地跑，他拽着就是不撒手，连骨碌带爬地跟着，草帽子都跑丢了。当然，这事是不能向他提起的，谁没败走过麦城呢！
第三位是代家大哥。五十多岁。放羊。个儿不太高，脸红黑红黑的，头发十天也不洗，裤裆总也提不上。有一次，两口子打架，叫他那胖媳妇从炕上给抱着扔到了院子里。他行动很快，一转身跑到屋里把门给插上了，且严肃而认真地说：
“你快回娘家吧，我不要你了。”
媳妇上前一脚，把门踹开，他像兔子一样开后门就跑了。他那五只羊“咩咩”地也跟着跑，几乎将他绊倒。他精典的语句就是：老娘们你别理她，等她需要你时，你狠劲拾掇她。
我，人小，手瘦，牵一驴，亦瘦，兜里装着本《三国演义》，跟在他们三位后边，组成了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
放牧地点是刘大哥定的。
在紧挨庄头铁路桥下，有一片豆子地，甘泉村的。
刘大哥说，牲口吃饱，就得放豆子地。
生拉硬拽，好容易走了三里多路，找着了这块地方。那一片青油油的黄豆秧啊。羊、驴、骡子好像进了涮羊肉锅一样，扎进去猛吃。
我神情最紧张，东张西望，这可是庄稼啊！
而刘大哥跷着二郎腿，悠闲地吧叽着关东烟，意定神闲，业务熟练。
单大爷只是坐在石头上，看着大铁桥愣神，问老代：你说，这铁桥少说也有三十多年了吧？
我猛然听见老代“呦”的一嗓子：甘泉村来人了！他像兔子一样冲到了豆子地里猛抽自己的羊。
刘大哥早已到了自己的羊群前边，鞭杆子早抡了起来。
单大爷已经手挽着骡子缰绳向外走了。
我虽然也到了驴的身边，可是怎么拽，驴就是不走，人小劲小，连驴头都不抬。它可能从来没有品过如此美味吧，吃得香着呢！
刘大哥对我喊：快上驴背。
我真的一下子爬上了驴背，他猛地对准驴屁股，一鞭子抽过去，“叭”，清脆的声音传得老远。
驴受了惊吓，玩命地向潮白河岸上奔去。
眼看要闯坡了，速度更快。我紧紧地趴在驴背上，它的起伏的脊骨硌得我生疼。它越跑越快，边跑边尥蹶子。
到半坡时，它已经把我从背上扔下来了。
等我半天从草窠子里爬起来时，驴早就没影了。
甘泉人走了。驴也让刘大哥他们给找回来了。
我们四个坐在一起总结经验。
单大爷挥着烟杆，胡子都抖了，对刘大哥说：你懂个屁。驴骑屁股马骑腰，你让他骑驴腰上还不挨摔！
老代不服气地说：你的羊你训练好了，一只羊领头跑，全都跟着跑。而我的羊这几天感冒了，跑不动。我一直在放哨。要不你这么悠闲呢？
刘大哥愣了半天神，卷了两锅烟说：明天别这么放了。咱们三位倒好说，你说这老弟学习成绩好着呢，这要让人家逮去，寒碜不？
单、代一块儿说：放屁！差点让驴给摔死，你还说我俩。
我坐在一边默默无语。他们三位是老放牲口的，精于此道，看来打嘴仗是常有之事。
那一天，我们四个蹲在潮白河岸边，羊、骡子、驴在远处的草坡上吃得欢！
我在那边树根下看《三国演义》，这老哥仨叭叽着旱烟，烟圈从头发上盘绕着升起。
开始，我听不见他们说啥，后边就大声嚷嚷了。
就听单大爷说：你懂个屁，那刘皇叔和刘邦是一家子，马武、姚七呗……你们老刘家哪有个识文段字的人？
刘大哥滋着牙，斜着眼，不服气：你听评书了不？单田方的？刘、关、张三结义，那叫三国！你呀，听的都是刘兰芳的《杨家将》……岁数大了！
两人互视一眼，忿忿不平，同时说：你懂个屁。
老代倚在树根下，一边用手掰着脚趾头，一边望着远处说：聋子看戏，傻子听书呗……
就听单大爷用烟杆点着刘大哥说：你说，赵云咋死的？
刘大哥呀呀半晌答不上来，咧着嘴说：那段书我没听见。
“你懂个屁，是病死的。”
“让小老弟给讲讲。”
于是三人一起喊我：你过来，耽误不大会儿，给说说赵云咋死的？
三人互相不服气，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得意地把《三国演义》有关情节给他们讲了一遍，他们谁也不再争吵，似懂非懂地听。
然后，一齐说：人家这才是正根儿。
于是又互相吵起来：
“你懂个屁，听了那么一段评书就糊弄人。”
暑假结束，快开学了，我也结束了那段放驴生活。
我考学走了，离开了那个村庄，以后不是读书，就是分配参加工作，再也没有回乡放驴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从县城回到村里时，单大爷已经死了，刘大哥也有七十多岁了，整天搂着小孙子晒太阳。而老代已经随儿子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据说客死他乡。
潮白河两岸，草仍然绿，然而，人却不是当年的人了。
写 春 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庄户人家时兴写春联。
我家的街坊是个教师，一手好字。于是一到腊月十几，便有村民拿着红纸从我家门口经过，去敲他家的门了，准能听见：
“快进！快进！”
“给我家写几幅对子。”
“行，行，行，屋里坐。”
“不用了，把纸先放您这儿，不着急。”
三分钟不到，这事搞定。
街坊姓靳，高高的个子，朴实的脸。他写字两腿盘在炕上，笔握得高高的，用碗底盛墨。把红纸叠成格儿，五言叠五个，七言叠七个。
一过腊月二十三，他就不用下炕了。因为来写对子的人太多了，围在他炕桌周围，家里人还得搭上茶水和旱烟，有男人便吞云吐雾，将烟卷得象喇叭筒一样夹在嘴里，屏住气息看他写字。有女人便一边看一边护着小孩，怕孩子往前挤把炕桌挤翻了。
每每写毕，他便要放下笔来，招呼大家坐。大家便一齐说：这字好，咱们村没有比的，有功夫，颜筋柳骨……
仿佛他们全懂得字的要领。此时，靳老师便得意而慈祥地笑了。
那时，我便挤在炕桌边，伸出脑袋看，主要是看每个人的表情，也似懂非懂地觉得这字好。
后来，我上到小学五年级，已经不小了。每到春节，就到靳老师家里帮忙扶纸。我以为，他是很高兴有人给他扶纸的，因为，当我虔诚地用手拽着纸，随着他每写一字就拽一下时，他总是高兴地拖长音说：对，就这样，好！
我从他愉快的声音中感受到了一种快乐。
那年，写对子的人出奇地多，由于我们是街坊，所以吃完饭我就跑过去扶纸了。
我的四围挤满了人，都在伸着脖子看着，有的人刚给牲口铡完草，头上还沾着草丝；有的刚给猪喂完料，手上还沾着猪食。不过，他们一完活儿就过来了，否则，如有人夹塞儿，不定多时给写完呢。
那一次，村里有个据说见过世面，很有威望的人也去了。站在人群中，当靳老师写完时，他一语惊人：这字，与前清翰林老孙家可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须读书。难得，难得。
朗朗上口，仿佛早就在肚子里藏半天了。
四围的人，包括我单是这几句就已经云山雾罩了，不知道啥意思，知道人家见过世面的人说话和我们不一样。
知道是在夸奖。
我睁着一双眼睛看着靳老师，心里充满了佩服，“这可是我的街坊呵”，我仿佛也沾了光。
靳老师放下笔，环视一圈满屋子的人，慢慢地说：“我这字不行，但在咱们村里，”他用手一指我说，“象这样的小孩十五年也追不上。”大家一起哄笑起来，见过世面的人带头大笑，比别人笑得音调高。
开心的，无恶意。
我当时脸就红了。
这次事后，我开始在家里练毛笔字了。
买了瓶墨汁，花8分钱买支毛笔，也盘腿坐在炕上练。母亲就时时在当街对靳老师说：我家阿铭也在练呢！
靳老师只是笑，“让他练去吧。”
后来，我发现每次摆炕桌太费事，哪如把炕席一掀站着练好呢！于是在无意中我学会了悬肘写字，为我今后写榜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后来，有一次到父亲单位去。父亲对他的一位同事说：我家小孩爱练字，给你写写。
于是便铺开报纸，象模象样写了一遍。
那位同事说：这字，自由体，无体呀！颜体、柳体……你算哪体呀？
我第一次听说练字还有体！
于是便又花钱买字帖。8分钱一本，几年时间，买了足有一尺多高的字帖，窗台上摆了满满的一排墨汁瓶。
那时候，瓜籽5分钱一包，为了买字帖，我从不嗑瓜籽，看着人家嗑，我躲一边去。
在我17岁那年，我已经可以写对联了。当母亲把我写的对联亲手贴在门上的时候，靳老师便默默地进屋去了。
再后来，靳老师不为人写对子了，因为市场上也有卖的了。庄户人家日子好过了，买上两副贴上算了。其实，从街坊的表情里已经知道，他们不知道该把红纸送到谁家去了。
造物弄人。我25岁的时候，参加了《教师三笔字基本功训练教材》的编写，毛笔部分由我编撰，所有范字均由我书写。这本书被指定为当地教师基本功考核的教材，人手一份。靳老师手中自然也有，他肯定在编写者栏目中看到了我的名字。为了考核过关，他的炕桌上肯定摆上了那份教材，他肯定会照着那范字一笔一划去练习。
我永远都不曾想在这样一位善良的老师面前拿笔写字，也不想获得那份虚荣。
二十几年过去了，靳老师退休后不几年老两口就双双去世了。儿子在外地工作，举家搬往别处。将一所空房卖给了我们。
如今，那当年围满了人的屋子灰尘遍布，饥鼠绕梁，空荡无人。
我永远都回忆年少时那写对联时的场景。那人，那物，那情怀，那满屋子旱烟的味道。而今，走的走，别的别，物是人非。至于春节，日渐冷清，怎一个“忆”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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