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红为绿的色盲，到指鹿为马的社会思考
今日和讯博客老鲁写的一篇纯学术文章《颠倒色觉逻辑可能性如何导致哲学翻盘》，看完这篇文章我有些激动。因为老鲁的这个研究，我曾经也对此产生过很深的兴趣，而且十几年来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索性我把在老鲁文章中的回复干脆移植到自己的博客中来，作为一个专门的文章发表。例如，如果我们人类的祖先一开始把光谱里发高亮的光叫黑，把低亮的光叫白，那么这个社会的秩序也就会按照我们祖先既定的秩序来演绎。可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所谓“正”与“反”，哪一个是客观的，哪一个是主观的？如果相对于某一个物质属性公认为正，那么怀疑或对立的及为反。但是如果人们一开始就把正的说成反的，那么反的就会成为正的。
可以肯定的是，光谱发出的某一波长的光在物质上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变化的是人在意识上的感觉，也就是外延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人认同对这一属性的描述，物质和意识就会高度的统一，这就是所谓的标准。颜色自然存在标准，但那是人为的描述，因此它是主观的意识对客观的现象的一种总结；一旦有人不能认同这一属性的描述，对立就会产生。
问题在于，即便是绝大多数人认定一个公认的标准作为某一属性的描述，也必然会出现个别的感觉上偏差和感知上的偏差。如果我们界定感觉偏差是器官性的，那么感知偏差无疑就是认识程度上的。
色盲的偏差是人体感觉器官导致的问题。如果他一出生，公认的红色在他脑海里呈现的是别人眼里的绿色，那么这和他感知上的认识程度无关，只和他的视觉细胞有关。当色盲患者买衣服时，面对红绿两件衣服对营业员说，给我拿一件绿色衣服，他就会发现这种视觉差别。
颜色的标准是需要主观描述的，那是对于多数人而言的。色盲的基因如果能高度遗传，那么未来社会中，最终光谱中发出所谓“红”的这一频率的波长，会被人们定义为“绿”的标准。但是，无论在外延上怎么变化，波长本身并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色盲对红绿的视觉偏差，并不是由于认识程度产生了偏差的问题，而是视觉细胞在客观上产生的偏差。一旦色盲患者发现他要的绿色衣服被营业员拿成了红色，他最终会在今后的生活中强制自己的感受，把他眼里的红灯强制性的看成是行车信号，而绿灯则看成是停车信号。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视觉细胞带来的偏差，要让他颠覆整个社会公认的红绿标准。面对公众描述（标准），他是极端的少数人。
感知偏差就不同了，这种认识程度的偏差，其实就大量出现在我们面前。例如对蓝色和紫色的描述。因为光谱中蓝紫是相邻的，所以有些人对着紫色说蓝色，有些人对着蓝色说紫色。在这里，颜色的标准是专业的，而非流行的。在这里，主观上的认识偏差，就最容易产生非标准判断。究竟紫色中参杂了多少蓝和红，如果没有仪器是不能界定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感觉是什么？感觉是意识的，那意识是什么？是大脑的反映。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意识是器官的反映这本身是客观现象，但是意识对物质属性产生的外延是不断变化的，这才是主观反映。所以世界是物质的，这毫无疑问。但对似是而非的东西，认识的程度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橙黄，这是一个很模糊的颜色，描述火红的太阳，实际上它跟接近橙黄，而橙黄则是红＋黄，颜色的偏移，取决于两种色素的多寡，但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现象反应在社会中，例如，腐败，在法律上界定为罚罪，那走后门呢？
讨论这一议题的社会意义在哪里呢？
很简单，掌握多数的认同，就是掌握了定义权和解释权。“指鹿为马”的人多了，“马”这个属性就会被描述为“鹿”，“鹿”就会变成“马”。但这还不是这个讨论的根本，因为如果最终“马”被公认为“鹿”，“鹿”被公认为“马”，那都是这场演绎的最终结果，这种结果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最有意义的在于改变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所有矛盾和对立的集中体现。走后门多了，腐败就是必然的。因为人们把人情作为一种生活原则甚至于标准。但是如果一面与腐败对立，一面坚持走后门，无非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摇摆不定。这就要看谁掌握多数。
红黄蓝三原色不用琢磨，要琢磨的是紫色、橙色等临近色的认知和认可，才是这个社会最斑斓、最缤纷的色彩。
现实社会中，认知和认可，往往伴随着鲜血的流淌和肉体的消亡才能被统一起来。
写到这里，这篇文章研究的最终目标，似乎与老鲁的研究大相径庭了。 有一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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