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再穷也要穷教育  在苦也要苦孩子”

xilin1121

中国：教育为什么会穷？
在中国，渴望读书而面临失学的孩子不在少数，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还记得那张《我要读书》的照片么？一个穷孩子极度渴望读书的眼神让人为之震颤。而几年前有一句口号却喊得很响，那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并且以大标语的形式粉刷在广大农村的墙壁上。看那阵势，好像国家下决心要拿出银两来振兴教育，让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读上书了。然而，若干年下来，教育依然是穷，广大农村的孩子依然是苦，并不见改善的迹象，不仅没有改善的迹象，相反的，若干年来中国的教育状况却在持续恶化。
  在中国早已为教育立了法，《教育法》规定，“公民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实行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而《义务教育法》也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也就是说，基础教育（指九年制的初级教育）应由国家财政拨款，保证公民接受教育是各级政府的义务，而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享有免费读小学和初级中学的权利。但老百姓却不无讽刺地调侃道，“义务教育”就是孩子的家长有“义务”送孩子去读书，但费用还是自己出。实际上所谓免收学费基本上是一纸空文，不仅学费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名目的搜刮钱财的高招也越来越多，辍学的孩子也就越来越多。在中国这种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你要把孩子送到一个稍微好些的学校去读书，没有几万块钱是不行的，而为了不与“免收学费”相冲突，学校就要家长写一纸“自愿捐款”书，一旦有人来查，那捐款书即是法宝，以证明学校没有“乱收费”。然而每年开学之前，各地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准学校乱收费，这反而证明了每年都有胡乱收费的事情存在；如果没有胡乱收费，何需领导机关频发通知、声言“严厉处分”云云？
   其实，学校也难，没有钱如何办学？于是，各种各样乱收费的名目也就应运而生，弄得家长叫苦不迭。大陆“希望工程”曾盛极一时，在国家较穷的时候，依靠平民百姓拿出钱来解决一些穷苦孩子的读书愿望，也算是善举了。然而，当香港《壹周刊》揭露出希望工程的善款被肆意挪用的内幕之后，“希望工程”失去了希望，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极少有人再去自愿为它捐款了。于是，又搞起了小朋友之间的“手拉手”活动----城里有钱的孩子省下零花钱去支援下岗职工及乡下的穷孩子读书。当然，小孩子的捐款精神是崇高的，而它反映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按教育法的规定，农村小学的教育经费应由县乡一级政府负责筹集、拨出，但县、乡，尤其是乡政府却不把教育放在眼里，教师的工资都无法发出，更不去管学校的危房了。去年的一篇小说赞扬了一位小学校长的敬业精神：一个高中毕业生回到故乡当了小学校长，而全校的老师、职工只他一人，所有班级的学生都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这位校长除去教课，尚要饲养一头奶牛，通过卖牛奶解决办学经费。一场大雨后，学校房子全部倒塌，校长被砸伤。为了筹集建房款，他跑到乡里乞求，得到的回答是没钱，但可给他两头奶牛，通过出售牛奶来积聚建房资金。但在穷苦的农村，牛奶卖给谁？小说当然是编的，但没有生活原型，怎么编得出来。看了这篇小说我已是脑胀胸闷，欲哭无泪。年初报道的江西小学甚至让小学生生产爆竹，爆竹爆炸死了学生而又不准记者采访的事。这倒是真实的事，却比那位小学校长的故事还要惨。这种悲剧只有中国才可能发生。
  中国近若干年来经济上有了不少进步，然而在教育上的投资却是每下愈况，实在令人扼腕。从世界范围来说，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经费状况的重要指标是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为5.7%，中等收入国家为4.4%，低收入国家为4.1%。在1992年制定的《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规定，到200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将达到4%。若真能达到这一水准也算接近穷国的水平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投资离开这一穷国的平均值越来越远，越来越无法自豪。1992年为2.99%，1998年为2.5%，我手头没有2001年的资料，大概离2%更近了吧。中国教育经费的投入一直低于很多非洲贫穷的国家而排在倒数几名。可悲！可叹！
  中国真的没有钱办教育了么？非也！按世界教育经费平均比值来计算，中国每年教育投入欠账一千二百亿元，但每年公款吃喝的开销近两千亿元；每年贪官的贿款无从计算，而每年由于贪污腐败而导致的“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又将耗费多少国库的银两？铺张浪费、烂尾工程、税款大量流失等等都将耗费国家的钱财。这是就教育领域以外的问题而言的，而教育这个历来的“清水衙门”现在流淌的早已不是清水，搞起腐败来也是当“腐”不让的。因此，可以说改变“教育穷，孩子苦”的局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日本在战后为什么能迅速崛起？发达国家为什么能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应该说，教育的发达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口头上，在宣传上早已强调发展教育，不是还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么？但不要玩虚的，不要再把“科教兴国”也变成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那样的笑谈。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流传着一句卓有远见又感人至深的口号，叫做“再穷不能穷教育”。而在已经逐步富裕起来的中国、已经开始为大国地位而自豪的中国，却还有部分地区的义务教育状况依然陷于“穷教育”的局面，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我们是否依然保持了曾经的远见。

不久前媒体披露了甘肃省渭源县“代课教师”的生活窘况，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同情。而在代课教师困窘生活的背后，其实是更多孩子们坎坷求学的艰辛和中国义务教育的失衡发展。

据了解，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中，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部分分别约占2%和11%，其余的87%左右，则由县级政府财政承担。于是，“富县”办“富教育”，“穷县”办“穷教育”，就成了必然现象。渭源县代课教师的困窘状况，首先由“外来”挂职的县委副书记向媒体披露，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亏待”代课教师，已经成为当地政府为了维持最低水平的义务教育而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并为当地干部“见惯不怪”。这种悖谬局面的形成，仅仅用当地干部的冷漠无情和官僚主义是不足以解释的。而这种局面长此发展的后果，是每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想见的：“富县”办“富教育”则富县愈富，“穷县”办“穷教育”则穷县愈穷。这种从基础上开始的恶性循环，无疑将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最大隐患之一。

今年12月，《义务教育法》修订送审稿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为此教育界举办了多次研讨会。教育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发展义务教育是政府无可推脱的当然责任，而根据目前中国社会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状，改变中央、省、县三级政府的财政投入比例，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如果能够切实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入比例，则“穷县”也将有望告别“穷教育”，进而才有可能走出越穷越穷的恶性循环。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有一部分教师拿着每月40多元的工资而坚守教育岗位，不但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悲哀。如果说在中国社会普遍落后、贫穷的过去，这些代课教师的境遇还有为国分忧的壮烈，而他们今天的遭遇就只能归咎于社会结构、教育结构的极度扭曲、失衡。

上述教育结构的失衡，并不仅仅存在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而且普遍存在于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教育资源、财政资源向发达地区、向大城市、向“重点学校”的不断集中，造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化”配置，却与均衡教育的发展趋势相悖，也与以均衡教育为基本理念的义务教育原则相悖。和其他领域的各种资源配置一样，其市场化趋势是自发而具有强大动力的。而至少在教育领域，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政府的职责，在于本着对社会长远、均衡、和谐发展的责任意识，以强有力的法律、行政、财政手段，纠正、平衡市场化趋势造成的倾斜、失衡。这是一个需要有大担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才能达到的目标。中国虽然还不够富裕，但已经“富裕”到不再“穷教育”的程度，现在需要的就是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