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法”味 秦始皇

诸葛清风

如果将秦始皇当作一个“法律人”，那么，最值得后人品味和咀嚼的当是他身上散发出的特殊“法”味。
　　追溯秦始皇身上的“法”味，不得不从他的童年说起。秦始皇少年时代历尽苦难，父亲为了活命弃他不顾，母亲为了寻欢作乐让他蒙羞受辱，扭曲的家庭生活，残酷的现实，过早地对宫廷尔虞我诈内幕的了解……种种不寻常的人生际遇，使年轻的秦始皇思想受到极大冲击。再加上秦国的特殊文化环境，更让秦始皇很早就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倾向。所以，当他面对“严而少恩”的法家理论时，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动。

　　全国统一前，他看到韩非抨击儒家，宣扬专制，提倡重刑的《孤愤》等著作时，曾大发感慨地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如饥似渴地汲取法家理论精髓，并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筹划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并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而“法治主义”在他后来荡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发挥出的奇效，更是让这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对自己的法治主义深信不疑。

　　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更加强调以法律手段治理国家。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强调所谓“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可是几乎就在他统一中国的同时，其法治主义的硬伤便开始暴露出来。

　　首先，秦始皇反对仁义说教，只强调严刑重罚。统一后，在立法上，他把一些不应由刑法调整的行为，施以刑罚。在司法上，他加重量刑，不仅扩大了株连的范围，还施用最残酷的刑罚。秦始皇三十五年，他一次坑杀方士和儒生460余人,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坑儒”案。

　　其次，秦始皇极力主张“事皆决于法”，但同时，却又大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他视自己为“法”的化身，无论是“事皆决于法”还是“事皆决于上”，对他而言根本没有任何区别。由于完全混淆了“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从而使得他的法治完全偏离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的初衷。

　　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的第三道“硬伤”还在于他的法治是一种吝啬的法治。他不但不主张“重刑厚赏”，就连“重刑少赏”也不赞成，搞绝对“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难怪李斯曾说：“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秦始皇的法治主义带着三道硬伤，终究演化成了一场恶法之治。对秦帝国千万臣民而言，它无异于一把悬之头顶的利剑。在这种极端“法治主义”的威慑下，臣民们不得不按照他的意志去建造宏伟的宫殿，去修筑豪华的骊山墓，去赶筑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城，去铺筑四通八达的驰道，去远征匈奴和南越。秦帝国境内的大多数人被推向了绝境，为其毁灭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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