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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國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國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
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國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國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國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國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國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國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國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國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國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國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國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國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國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國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國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國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國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國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國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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