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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立梅
祖父年轻时,曾在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拉黄包车讨生活。那时他已经娶了我祖母,却不知怎么一个人跑到上海。动乱年代,家乡闹饥荒,祖母看着饿得面黄肌瘦的我父亲,狠狠心,把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我父亲,塞到一条去上海的船上,托人带去上海找祖父。
祖父那时是戏迷,辛苦拉车挣来的钱几乎全扔进戏院里。到了大上海的父亲跟着祖父,没有预想中的饱肚子。戏台上水粉一片,花红柳绿。戏台下,卖油饼的提着篮子,挨个叫卖,那香味儿,把父亲小小的心缠绕了又缠绕。父亲眼巴巴地看着油饼,拽着祖父的衣袖叫:“爹,我饿。”
祖父两眼仍紧紧盯着台上,在他的眼里,映着一个水粉世界的花红柳绿,哪里顾得了尘世的饥饿愁苦,他哄父亲:“乖,好好听戏就不饿了。”
父亲最终没能忍得了饿,跑回乡下的祖母身边。走时祖父也不曾挽留,向别人借了钱,买了十个油饼揣在父亲身上,就让他跟一个回乡的老乡走了。
祖父就这样一个人呆在上海,乡下的家他不去想,完全沉醉在戏里。祖母带着一帮孩子,吃尽苦头。给他写家书,说乡下日子很难。祖父回信说,挨挨就过去了。如此的不负责任,让祖母一想起就泪落如雨。
祖母是怨祖父的,那种怨里甚至带了恨。我有记忆时,祖父早已从上海回到乡下来了,和我们一家子一起过,但他还是喜欢热闹。乡下热闹少,偶尔也有演戏的过来,却唱得粗糙,只穿着家常衣裳,在戏台上“咿咿呀呀”。祖父全然不顾祖母的骂,追了去看,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他会跟我们描述当年大上海戏院的景象:“那些唱腔做功,才叫好啊!”祖母在一边听见,气不打一处来,张嘴就骂:“死老头子,你就知道你一人快活!”祖父便停了话题,讪讪地笑。
并不曾留意,祖父和祖母之间什么时候变得亲密起来。我外出求学,离家远去,偶尔回家,总看到两个老人一同忙着:一个择菜,一个必扫地;一个上灶,一个必烧火。最有趣的是他们之间的称呼全变了,祖母不再叫祖父是“死老头子”,而是称他“爹爹”,祖父则称祖母“奶奶”。
我工作后,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祖父买了台“红灯牌”收音机。祖父欢喜得很,整天捧在手上,听里面的人唱戏。祖父喜欢的是京剧,祖母喜欢的却是越剧,祖父竟舍了自己的喜欢,跟祖母听越剧。什么时候什么台播越剧,他们比谁都清楚。一到播放时间,两人就搬了凳子,紧挨到一起听。收音机里,祝英台在唱“观音大士媒来做啊,我与你梁兄来拜堂。”梁山伯生气了,回:“贤弟越说越荒唐,两个男子怎拜堂?”我祖母听到这儿,跺脚叹,连声说:“傻子傻子,她是女的扮的呀!”祖父在一边笑呵呵地看她。那样的画面,很和谐,很柔软。
是的,除了柔软,我想不出用别的词来形容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两人的眉眼里有了相似的东西,是大浪淘尽后的安宁,曾经的怨恨早已消失。亲人间,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他们成了相依为命的人。祖母偶尔去亲戚家呆一两天,祖父必在门口一日数回望,望不回,就马上追了去,直到缠着祖母回家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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