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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初,法国第一夫人布吕尼的一幅裸照以高价拍出,售价达9.1万美元,高出原来的待沽价3000美元—4000美元30多倍,而这个买家恰恰是一位正如火如荼崛起中的中国收藏家。这幅裸照出自瑞士摄影大师米歇尔·孔泰之手的黑白照,拍摄于1993年。当然,这一高价并非是因为孔泰描述世界美妙的神奇之眼,而是当时那位名不见经传的裸体模特迎来第二春的荣耀而已。
无独有偶的是,事隔两天之后,杭州一家房产置业公司宣布要在钱塘江边模仿迪拜的“帆船酒店”建造七星级酒店。整个工程规划面积30万平方米,总投入6亿美元,2011年完工。早在 4个多月前,这一地段被来自广州的高德置地集团以16.8亿元收入囊中,并在今年底开始投资建设,同步启动的还有甲级写字楼、高级商场等等庞大的建筑群。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全球只有两家七星级酒店。一家是座落在阿联酋的伯瓷酒店(Burj Al-Arab Hotel),以其壮观雄伟的外形和特殊建筑,加上内部奢华无比的装潢设备,自封世界首间七星级旅馆;另一家是意大利米兰的汤豪斯佳乐利大饭店(Town House Galleria),装备最新的科技,被瑞士等级鉴定公司(SGS)评定为世界上首家论证的七星级酒店。尽管这两家酒店还在七星级酒店标准争论不休,但每晚高达4000欧元的房价足让人自然联想到它们的奢华程度,更为惊叹的可能还是他们的内部管理能力与超一流的服务水平。所以,对于杭州房产公司提出的七星级酒店,很多业内人士纷纷表示,虽然我们能在短期内通过国内充裕的房产资金填补七星级酒店的硬件设施建设,但在管理能力等软件设施上都是国内酒店管理公司望尘莫及的。更有人表示,这可能不是中国国内这些酒店管理团队在一、两年就能赶上的事情,乐观估计也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更让我们惊讶的是,七星级酒店的构想并非杭州这家房产公司的首创,天津和重庆都纷纷表示要吸引数百亿投资,在各自的黄金地段建造更加豪华的“超七星级酒店”。如此想来,在杭州钱塘江畔建造七星级酒店只不过是国人疯狂投资冲动背后的一个“过气”创意而已。
8月份,海南三亚——中国最好的旅游避暑圣地,重拳推介在东北滨海地带“海棠湾项目”的8大项目,以再度掀起国内外投资者在宝岛海南的新一轮淘金热潮。这一“国家海岸线计划”准备投资215.30亿元人民币,出让滨海沙坝一线土地3453.70亩。在北区,有3个项目:海洋大学、滨海带13号酒店用地、哈萨克斯坦国家度假村。其中海洋大学占地约66.67公顷,滨海带13号酒店用地占地约15.33公顷,哈萨克斯坦国家度假村占地约58.2公顷。而在南区的5个项目分别是海洋公园、国际医疗服务中心、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村、国际风情小镇、国际会展中心。其中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村项目用地约2000亩,位于海棠湾南区。该项目为“奥林匹克遗产项目”,主要功能包含世界顶级的休闲度假、居住、商业物业以及体育与文化设施的奥林匹克国际村。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投资55亿,占地90公顷的超级海洋主题公园,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主题公园的全部内容,如此超级规模的主题公园估计也只有在当今的中国才能完成。不能忘却的是海南90年代曾有的那段历史:1994年,95%的房地产商纷纷倒闭,剩下的是满地的泥泞路,还有只盖了一半钢筋水泥土的烂尾楼,惨痛的经历至今都让海南人心有余悸。不知时过境迁十余载之后,海南人的此次命运是否会有时来运转的侥幸机会呢?这点连负责规划这一项目的海南省政府都不会有太大的底气,估计也只能说句“大概”或者“希望能好”之类的套话。
很显然,“布吕尼的裸照——钱塘江畔的七星级酒店——三亚的超级海洋主题公园”这一连串事件绝非是中国当今社会的一种偶然性(Contigent)现象,是一个正在被不断吹大的经济泡沫(Bubble)。实际上,裸照、七星级酒店和超级主题公园还只不过疯狂时代中的冰山一角而已。尽管无论是裸照,还是七星级酒店,再或者超级主题公园并不像之前股市那样具有很好的公众参与性,也没涉及到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但同样不能掩盖的是其背后反映目前中国社会最普遍的某种必然性(Necessity)。
就如当初的日本人一样,没有人会认为日本经济会有回调的一天,中国人也同样以这种那样的理解或者说借口来逃避这一事实。代表主流政府声音的《人民论坛》在2008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别老拿日本泡沫经济吓自己》的短文,提出了目前比较艺术的一种说法:对目前国内出现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需要加以注意和控制,但不必惊慌失措,不能老用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特别是泡沫崩溃后导致长期萧条的教训吓唬自己。甚至还有很多人散布股市和房产不灭的中国神话。
日本少壮派经济学家大野 健一(Ohno Kenichi)教授在《从江户到平成:解读日本经济发展之路》(2006,第179-180页)一书中总结了泡沫经济的几个表征性现象:
(1)持有土地的人会很快变得非常富裕,而没有土地的人不得不放弃拥有自己房产的梦想。这加深了社会整体的不平等感,使不满的情绪不断蔓延看来;
(2)变成富翁的人们争相购买高级商品,一流服装、名牌商品、高档汽车、美味佳肴等畅销一时。日本人所到之处,挥金如土;
(3)空置地皮比带土地的建筑物要好卖,而且价钱也高,因此为了达到强行拆除建筑并强行收购土地的目的,有人动用暴力团伙,甚至还出现驾驶卡车撞毁民宅等野蛮手段;
(4)在城市建造过多的办公大楼,远远超出了实际需求,这些大楼在之后的多年再也无人问津;
(5)同样,在日本各地建设了过多的主题公园和观光饭店。但在经历泡沫经济时期后的今天,依然能够招揽众多游客的只剩下东京迪斯尼乐园了,其它的几乎全部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了。偶尔也有一些像HuisTen Bosch度假游乐园(长崎县)、Seagaia豪华度假中心(宫崎县)和Tomamu滑雪度假村(北海道)等,经过出售和经营改造后依然能勉强维持营业的场所。
(6)众多的男性土木建筑工人从中东及近东地区,特别是从伊朗来到日本求职。他们之中也常有非常居留者。每逢周末,他们都会聚集到东京的上野公园里与同乡见面,一起休息放松并交换信息。
我们不妨可以对号入座,比照一番,除了特殊历史政策原因之外可把第6条排除在外,估计以上5条在中国条条吻合。有着“日本格林斯潘”之称的“日元先生”榊原英资教授(现任职于早稻田大学)在奥运会之前就以当年日本的亲身经历善意提醒中国,“中国已经清清楚楚进入了泡沫经济,完全没有错”。所以,在当今再来讨论“中国经济有没泡沫存在”的这一问题已完全没有必要,谁都能看出如此明显的迹象。有意思的问题是,即使有如此明显的泡沫痕迹,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辩解泡沫之说呢?这一问题不仅对于大家理解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判断中国未来的可能走向很有帮助,而且也能对如何走出未来几年可能存在的经济萧条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再仔细查看一下发出这些辩解之词的人,基本上都是某些利害部门的官员以及房地产商。总结一下,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只有一条: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情况之复杂,就决定着中国的特殊性。仅仅庞大的城市化人口就可能再支撑中国50年不衰的发展进程。看似非常有道理的说辞,但恰恰走向虚无主义的极端。不可否认,中国的确具有大国转型的特殊性,但并不是无规律、无历史可循。之所以他们会如此说,并不是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危险性,而是他们已经深入其中,成为与高房价高度捆绑的既得利益者。
还是回到之前所讲的三段历史,看看其中的微妙关系。荷兰郁金香泡沫主要来自于花商和投机客的欺骗性信息开始,捆绑了更多的贵族、农民、水手、资本家成为唱多的既得利益者。最后,出于利益的诉求所有人都不得不相信这是个真理。英国的南海事件更是如此,从哈里·耶尔的一个谎言出发,不得不在谎言中提高股价,吸引大众买入股票;同时也通过贿赂的手段捆绑议员,让他们都成为坚定不移的唱多利益者。当社会上没有唱空者的存在,一边倒的形势便可让当初花商和耶尔这些谎言制造者收获最大的利益果实,而最后接盘的傻瓜便成为最大的输家。大家所熟知的“博傻理论”更是那些利益捆绑者对谎言的豪赌。这些事实我们可以从详尽的历史记载及其当初的合同文件中清清楚楚查到。到了东方的日本之后,这些情形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就是政府鼓吹和主动捆绑了所有日本人成为既得利益者,以共享到之前在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低薪酬代价。
从历史的这些回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在如此高位运行的中国经济形势会有如此多的唱多者存在。房地产商当然希望他们能在高涨的经济热情中卖掉房子,得到超额的利润回报;地方政府为了谋求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充裕的税收财政,当然也希望能再高位运行;利害部门的官员也不会同意经济高位的缺口会从自己这里开始;那些买了房子的房奴相当不愿意还没还清房子就变成负资产所有者,而买了股票的股民和炒房客当然都希望越高越好,同时也会成为博傻的牺牲对象……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正在慢慢演变成一个庞大的唱多既得利益集团。这样的关系网存在自然会有不断唱空的动力。尤其是眼前经济已经出现回落的苗头,更多的压力会指向中央政府的政策,同时也就有了政府救市这一说。
以上是为什么出现唱多谎言的社会利益结构原因。当然,这里也有投资客微妙的微观心理原因。正如理查德·泰勒在《赢者的诅咒》(2006)一书不断提醒的那样,有几种心理问题在泡沫时期是最容易发生的:
(1)“锚定效应”。大多数泡沫具有的典型特征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到来前,价格和增值效应通常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这使得投资者调高了原先的预期,认为高价位运行仍是合理的可能性;
(2)“羊群效应”。即便是再精明的专业投资人,比如基金经理等,也总是试图“与泡沫一起膨胀”,而不是努力避免泡沫,在价格上涨过程中,他们通常认为随大流比采取与众不同的方法更安全,循规蹈矩比特立独行犯错误的可能性更小。但实际上,我们对中国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即使是专业的基金经理虽有选股能力(相当一部分能力还是来自于内幕消息),但并不具有重要的择时能力,也不具备跑赢大盘的超能力;
(3)“认知失调”。人们总是倾向选择那些“可以坚定我们选择”的观点,比如,市场在疯狂时期的特征之一是,人们对定价过高的预警,总是不感兴趣,甚至很愤怒的情绪;
(4)“灾难忽略”与“灾难放大”效应。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实验发现,人们对于发生概率较小的负面事件,总是会侥幸地认为“很难发生在我身上”,而灾难一旦发生的时候,他又总是担心“祸不单行,更大的灾祸在后面”。
贪婪与恐惧、过度自信与过度悲观的人性丑恶面在资本品投资市场的大起大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只可惜所有这些成熟的心理只有在几次惨痛的教训中才能慢慢形成。或许正如诺斯(2007)所说的那样,文化遗产的形成并非完全在人类理性的构架之中,而是在浮士德式的讨价还价中逐渐形成。而且,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利益结构的刚性会把那些投机骗局进一步固化,以至于我们很难走出那些显而易见的悲剧。
(陈宇峰,经济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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