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jason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1936年12月13日早上，胡适起床后尚未下楼，就听见小儿子思杜在楼下大叫。

他看过报纸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心绪很乱，久难平复。

当时，胡适赴美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学会大会，回到北平家中刚刚才两天。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胡适发言指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有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令胡适欣慰的是，随着国家建设一步步走上轨道，日本人再也不能以中国不统一作为辩解的理由了。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渐好转。到了10月，蒋介石挟两广统一后的余劲，积极部署绥远抗战，更使国家形象为之一振。11月9日美联社社长何华德(Roy Howard)从马尼拉发 出一则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对这个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价也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经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胡适就是抱着这样的乐观回到祖国。他的乐观，不仅仅因为外国人的评价。这些年来，中国不独政治逐渐走向统一，经济和国防建设也开始步入轨道。1936年，国府多年的建设措施终于开始显示成果，国民经济实现了全面好转，农业丰收，工业振兴，外贸增长，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历史最好水平。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国防军工。1934年4月，由蒋介石亲自掌管的原来为对付日本侵略而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随即开始在大后方(湖南、四川、湖北等)投资设厂开矿，进行军事重工业建设。以后的抗战证明了这是个深有远见卓识的设计。胡适的许多知识界好友，如翁文灏等，都参加了资源委员会的工作。他最好的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就是在湖南从事矿产勘探时，不幸煤气中毒于1936年1月5日去世的。

回想当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的最大借口就是，中国军阀割据，政令紊乱，没有履行国际条约的能力，因此他们不得不作武力侵占。他们天天向世界宣传：“中国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不配享有现代国家的待遇。”不知让多少中国人痛心疾首。而今，这种呼声是逐渐听不见了，因为没有人肯信了。用胡适的话说，“这三四年的努力，中国的政府象个样子了，渐渐有组织了，能在很短的时期做到不少的现代建设了，能造成一点国防的军备了。总而言之，这三四年来，中国逐渐象个现代统一的国家了。”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恶消息，国家再度面临四分五裂的危机！这对胡适不啻当头一击。他说：“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13日这天，胡适家中访客不断，都为此事议论纷纷，尤其关心蒋介石的安危。胡适按奈不住，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两天后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发给西安张学良：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当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算起来，这是胡适第三次就国家大事和个人去就劝告张学良了。前两次分别是在1932年和1933年，张学良至少在表面上，都礼貌地接受了胡适的劝告。这一次，张学良能听吗？

＊ ＊ ＊
胡适第一次劝告张学良，是在1932年8月，当时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起了绝大冲突。

“九一八”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形成了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军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主行政外交的格局。吸取了“九一八”不抵抗不交涉的教训，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交涉的经验，这一次的蒋汪合作，政府内部达成了对日本的侵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共识。用汪精卫的话说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进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这个方针得到了胡适等独立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的汪精卫，并不象后来那样消极悲观，一味妥协，而是颇思积极抵抗，很想有一番作为。

日本军阀成立满洲国后，也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域。热河在今河北省北部以至山海关一带，乃联接华北与东北之要冲，进可收复东北，退可屏障平津，而且它还关系着30万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生命线，一旦有失，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

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计划，可用四个字概括：增兵换将。增兵方面，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增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东北军的地盘。然而此举遭到张学良强烈反对，他担心汪精卫有意染指东北军务，对自己有所不利。

这年6月，汪精卫于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但是他无法说动张学良。张的托词，是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所顾忌。汤玉麟乃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出自绿林，贩卖鸦片，贪财害民，人民痛恨已久。丁文江曾问张学良汤玉麟的问题，张说现在没有办法。如果用武力解决，汤玉麟马上就会并入满洲国。

其实，张学良当年有法子杀杨宇霆、常荫槐，未必就没有办法动汤玉麟。他留着汤玉麟，恐怕还是想拿他作挡箭牌。他甚至将中央有意撤换汤玉麟之事告诉汤，以致汤玉麟只要求军需补充，拒绝增兵热河。

张学良既不受命，又不能令，汪精卫遂生换将之念，欲驱除张学良。但他手头无钱无枪，终究一筹莫展。这年7月，日军在热河边境挑起事端。汪精卫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回电要粮要饷，甚至暗示汪精卫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愤怒不已，使出被胡适称为“很失政府体统”的一招：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

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 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电一出，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张学良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泪俱下，表示要辞职。汪精卫再于8月8日开记者招待会，指出：“张学良辖境中河北、察哈尔各处税收，迄未有分文解交中央，截留自用，每月至少500万元。而一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实属忍无可忍。”“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

他请中央允许张辞职，以求打破军人割据之局面。

胡适于8月7日从报上读到汪精卫辞职电，当天即致张学良一信。信中先批评汪精卫不该在此时通电：“精卫先生此举，颇失政体，自无可讳言。他应该命令先生尽力抵抗；或者竟下令免先生之职。但他自己先辞职，是很失大体的。况且昨日日本军部发表蛮横的宣言，以近日义勇军的活动完全归功于先生，当此时候，政府即使不满意于先生，也不应该在此时发表劝先生辞职的通电。” 接着以朋友私谊进言：“我的私意以为先生此时应当求去，以示无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世的风度；而在不得已时整军而退亦正是军人的本领。” 并且建议张学良辞职之后，不妨以在野之身襄助华北军务，既维护国家统一，又稳定华北军心。 张学良回信表示受教，“弟决不作仇者比现在更再快乐之事，重操旧式军人之手段。”

然而张学良当时在华北有很大势力，他的部下坚决反对他离职，中央也莫可奈何。鉴于舆论对张学良的谴责实在太过强烈，蒋介石相信张学良应当对民意有所交代。他向张提出三策：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请张权衡得失，择一而行。张坚持要选第三策，不选入热抗日。

于是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然是汪去张留。汪精卫称病入院，旋出国，行政院长由副院长宋子文代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分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挂名，张学良代理，张仍主持华北军政。汤玉麟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此一冲突，对汪精卫影响很大。加之其他因素作用，他再度回任之后，认为中国军人不足恃，战则必败，竟一改早先积极抵抗之志，一味消极妥协，最后竟走上投敌的不归路。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 ＊ ＊

转眼到了次年(1933年)，日本终于进攻了。说来叫人不敢相信，3月4日，仅仅128名日军，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汤玉麟吓得不战而逃。早在去年8月，胡适在写信劝告张学良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汪精卫与张学良》，文中说，“张学良是少年军人，经过了五年来奇惨的经验，他应该明白国家的重要责任不是轻易可以担当的。”若是恋栈不退，“妄想支持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要再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此语不幸而言中。

新年一开始，日军即攻陷山海关，并积极部署攻热河。1月27至29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连发三道攻击热河的命令，热河之战迫在眉睫。当时华北学界人士和非东北系将领，均认为张学良才具不堪以担当大任。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否则不堪设想，言时声泪俱下。

但是张学良却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您能来最好，要没空就别来了，叫宋子文来帮我筹划军饷就行。(“钧座如能北来，自属最善。倘南中公务繁要，一时不克来平，最好令子文兄先行来平，代为主持。而转拨饷项各事，良可就近与之详商。”)

日军进攻山海关之时，张学良确实曾下令全力抵抗。其后又与宋子文联袂去热河视察，慷慨陈词一番。但他对局势作了错误判断，认为进攻日军无后续大部队，不过是挑衅和试探我军部署而已。于是掉以轻心，只派东北军四个旅入热，而且防线均摆在偏南的凌源、凌南一带。至于地势险要的东部开鲁、赤峰等处，还是由战力薄弱的热军和东北退回的杂军等把守。等到2月下旬，日本人开始进攻，守军一触即溃。张学良发觉全盘料错，变得举措不定，据说是害怕日军暗杀，竟不亲赴热河督阵。

局势越来越危急。身在北平的胡适等人，眼看日军都要打到家门口了，不觉心急如焚。三月三日，丁文江、翁文灏、胡适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

“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第二天翁文灏得到蒋介石回电说五日北上。然而当天夜里，他们就得到消息说热河全境陷落了。后来蒋介石向胡适等北平学界人士解释：“我估计日本须用五个师团的人，故国内与台湾都必须动员。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 听罢此语，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真是可伶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三月六日，胡适积愤难消，写下《全国震惊之后》，认为热河失守，南京中央政府和张学良都要负绝大责任。对于张学良，胡适说，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他的罪过，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四)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此文和丁文江的《给张学良的公开信》都发表在三月七日的《独立评论》上。这两篇文章付印后，胡适特意把原稿从印刷厂收回，送给张学良，并附信一封，劝告说：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还复信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世人国人之道。”

张学良倒是真做到了胡适说的“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这几个字。三天后，张学良约丁文江、蒋梦麟、梅贻琦和胡适四位北平学界领袖到府，说是已见过蒋委员长，蒋委员长要他辞职，他已经辞职了，特邀几位告别。

张学良去职后，华北的中国军队即组织了可歌可泣的长城抗战。虽然东北军仍无表现，但喜峰口的宋哲元西北军、古北口的徐庭瑶中央军，作战尤为奋勇。商震的山西军亦有重大伤亡。他们的浴血奋战，总算用鲜血洗刷了一点点张学良在任时中国军人“不抵抗”的耻辱。

＊ ＊ ＊

回到1936年12月。张学良读到胡适起草的以蒋梦麟等北平六大学校长名义发出的电报，大约是在12月16日。这时张学良正处在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当初张学良扣留蒋介石，既有达成其联共抗日主张的动机，也不乏为东北军谋出路、实现其在西北自立局面的用心。他本来盘算，一旦事变发动，地方实力派起来响应，造成西北、华北、西南、广西分立形势，同时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西北抗日联军，再取得苏联支持，自有足够的力量，可逼南京中央政府接受其条件。

岂知事情大出意料。地方实力派除四川刘湘外，大多对西安事变不以为然。张事前寄予厚望的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都按兵不动。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也于14日发表社论，强烈抨击张学良。国内舆论界更是一片谴责声。

胡适的电报，代表了中国学界领袖的意见，更反映全国舆论主流看法，特别是电文中“束身归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一语，分量很重，迫使张学良不得不仔细考虑如何结束事变的问题。

史家考证，在16日以前，张学良尚无任何准备在蒋介石接受其主张后“束身归罪”的说法。正是在这份来电之后，张学良在16日下午给冯玉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他愿意在主张得行后束身归罪。17日，他给蒋梦麟等回电，再提此事，说：

“介公系国安危，诚如尊论，良敢确保介公之安全。文日不得已之举，惟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斩。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

从这封电报看，原来力求为东北军谋出路的张学良，在重重碰壁之后，已不得不降低其自保诉求，而开始更多地注重其主张实现了。这就使得阴霭重重的西安事变，露出了一线和解的亮光。

张的回电，多少使胡适感到一些安慰，他特意将这封回电保存在他的书信稿中。然而胡适所不知道的是，也就在17日这天，周恩来到达西安，立即与张学良面谈，会谈后周恩来在发给***中央的第一封电报中称，张已经同意，如内战不可避免，则在大军围攻西安前，对蒋断然“行最后手段”，也就是公审并杀掉蒋介石。胡适若知此阴谋，不知要焦急成什么样子。

虽然张学良已作破釜沉舟准备，事情却很快向好的方面转化。共产国际于12月19日致***中央一电，使之彻底放弃了“踢开蒋氏闹革命”的想法。加之宋子文、宋 美龄等各方人士大力斡旋，至12月26日，胡适终于盼来了蒋介石已经获释的消息。全国各地欣喜若狂，鞭炮齐鸣，北平城内也不例外。 到了年底，胡适得到翁文灏12月26日的信件，言蒋介石已经于当日中午抵达南京，张学良亦于下午抵达。象三年前一样，张学良在闯祸之后，又以出人意料的豪举，亲送蒋介石回京，避免了事态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不抵抗的责任推到张学良头上。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
张学良先生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已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不能不这样说。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都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及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如此，他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八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中说：蒋介石下手谕，命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已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籍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在私下对他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将其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人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张学良春风得意的时候，号称少帅。不象他父亲张作霖是自己打的天下，张学良从小就是给人宠着，给人哄着。他也以为别人就得对他如此。
张作霖去世后，张学良开始统帅东北军几十万人马。他没打过什么胜仗，“少帅”的名头响，是因为他经常欺男霸女。
处在他这个位子，又是这样的骄横，自有人把妻子、姐妹、女儿送上门来。别人不肯送，他盯着来，别人也不敢惹他，只好由着他来。
那个佳话中的赵四小姐，当时，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而且地位不高。一有客人来，少帅就不许赵四小姐露面。后来，少帅被监禁，赵四还忠心跟着他。这才成了传奇。
当时，北洋时代的军阀，和他父亲一辈的人，早就过气了。中原大战以后，新一代的武夫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政客汪精卫、胡汉民等，也已失势。
全国，除了蒋介石，就他张学良狠。
少帅政治上仅有的两件威风的事情是：杀杨宇霆，和东北易帜。
杨宇霆是张作霖留下来的干练老臣，以诸葛亮自居。张学良跟刘备扯不上边，又不想做刘阿斗，对杨自然是十分看不顺眼。於是暗中安排，在一次议事时，将其击毙。
蒋介石虽然手段老辣，但基本不杀同事。
张学良一掌权，就下杀手。但后来其表现，其实远远不如阿斗。阿斗任用诸葛亮、蒋琬、费纬、姜维，面对强敌，撑了几十年。最后亡国，是大势所趋。换个人也没办法。张少帅却一、两年，就把大好河山，折腾完了。
张少帅第二件事，是东北易帜。就是在中原大战中投机，开始不表态。看蒋介石得势后，倒向蒋这一方。投机成功，风云一时。
张学良取败之道，主要是两件事：中东路事件与苏联开战，和九一八不抵抗。
本来东北是三足鼎立。日、俄两条强龙，张作霖东北军一条地头蛇，互相牵制。
张学良杀杨宇霆、东北易帜投机成功，春风得意。以为世事不过如此，开始想独霸东北。
首先与苏俄纠缠开战，结果一败涂地。局面至此，其实是非常险恶了。东北军已经没有和苏俄联手制日的可能了。但张学良还是轻飘飘的，还在过他的少帅瘾。
然后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张把东北军的精锐，驻在华北，与其他北方军阀争锋。而他的老本，实力所在东北，很空虚。两万日本关东军一进攻，几十万东北军就崩溃了，毫无作为。
为张学良辩护的人，常常把丢失东北的责任，指责在蒋介石政府的妥协政策上。但妥协和丢失国家重地，是两件事。
少帅的父亲张作霖，一直是对日本妥协的。但他严密提防，从来没给日本人可乘之机。
妥协，并不一定导致失地。相反，严密的防守，是妥协的基础。防守好了，才有妥协的机会。
而在随后的热河抗战中，张学良的表现就更差了。当时汪精卫主政，主张对日抵抗。张学良却百般推脱，就是不肯抵抗。他也不想想，他是军阀，如果地盘都丢光了，他还做什么军阀。而汪精卫因此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后来转而鼓吹和平运动。
果然，张学良把地盘丢光后，蒋介石把他调到西北去打红军，让他和红军互相消耗。到这时候，张少帅才如梦方醒，想起他的老家东北，想起抗战。
但蒋介石认为，经过第五次围剿的红军，已经奄奄一息了。只要加把劲，就能根除。打完红军，无后果之忧了，可去对付日本人。
但张学良现在死活不肯打红军，就象他以前死活不肯对日抵抗。闹倒最后，他就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
张少帅对蒋介石这位老哥还是有点敬重的，没有象对杨宇霆一样当场击毙。后来蒋介石也对张学良投李报桃，留了他一条命。
但西安事变的结局，再一次证实了张少帅的轻浮投机性格。苏联希望中国凝聚起来，对抗日本。所以不赞成杀蒋介石，而主张联合蒋，把他奉为领袖。
这下张少帅傻眼了。但他头脑一转，也跟着变卦。不跟盟友周恩来、杨虎城商量，就陪着笑脸，把蒋介石送回南京了。周恩来有苏联撑腰，还问题不大。杨虎城就一个人背黑锅，倒了大酶。
张少帅一生，在九一八事变和热河抗战中，不抵抗，使国家丧失富饶重地。而使日本看破中国虚实，进而大胆得寸进尺。是害了国家。
使东北军上下无家可归，前途凄惨。这是害了几十万部下。
打乱蒋介石的步骤，最终使蒋失去大陆。这是害了上级。
西安事变，私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使杨虎城一个人背黑锅。这是害了盟友。
张学良一个人，害了天下这么多，他还有脸活到九十几岁。脸皮也真不薄。

流年

太长 了

地王

引用第1楼流年于02-11-2009 12:33发表的:
太长 了

造反了

愤世嫉俗

太长

jason

没有人能看完吗？

军洋

太长 了

梦想

历史要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