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奴社会，最苦的是男人（转载于网易博客）

悠然自得

连续发生了倒楼和两起“钓鱼事件”之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接受了上海媒体的一次联合采访。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采访还是第一次。俞书记当然要谈到倒楼和“钓鱼”这两件事，他说这是制度问题。我很认同他的观点。倒楼和“钓鱼事件”造成的影响中，最恶劣的不是一些业主无家可归或者让好心人剁掉一根手指头———这当然很悲惨并且值得同情，但是最不幸的是整个社会因此失去了信任感。这毫无疑问是制度的问题。

    在城市里生活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因为类似的制度问题有很多，不只是可能被“钓鱼”，被倒楼而已。上海最近在热议一部叫做《蜗居》的电视剧，主要剧情是讲年轻人怎样才能在城市里买一套房子。电视剧没有说这个城市就是上海，但电视剧是在上海拍的，而且，这个城市里很多年轻白领都为之流下了心酸的眼泪，可见这个话题在上海的共鸣程度。白领们都有大学文凭，工作地点也不错，每天穿着正装、拎一个手提包去上班，看上去相当体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本来都是美剧的拥趸，如今为一部讲述如何成为房奴的国产电视剧流泪，证明以前那种体面不过是强作欢颜而已。

    其实要知道一对小夫妻如何在上海买房，不用特意去看电视剧。这样的故事在每个人的身边都比比皆是，而且情节十分雷同，无非是掏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再榨干各自父母的所有积蓄，然后找到任何能够找到的熟人借钱，用以上这些血汗钱付掉首付之后，他们就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房奴，此后若干年(视贷款年限而定)中需要按月向银行支付数额不等(通常不少于3000块)的房贷。房奴并不只是上海才这样。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一条制造房奴的流水线，在过去的10年当中，把无数年轻体面的男男女女，变成了愁眉苦脸心事沉重的杨白劳。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高利贷，高利贷本身是个经济问题，但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就变成了制度问题。住房社会化刚开始也是个经济问题，最后把一代人或者几代人从人变成房奴，也成了制度问题。

    制造房奴本来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但房奴除了让政府和开放商发了笔横财，还把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变成了缩头乌龟。这和“钓鱼”的原理是一样的。“钓鱼”本来是为了查黑车，但执法部门很快就发现，这是一种有效的抢钱手段，于是抢钱立刻变成了首要目标，黑车反而只是一种托辞。

    房奴的最大特点是生活单调，一切行动以还贷为中心。除了要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连社会交往———尤其是需要分摊费用的场合，也要尽量避免，长此以往造就了一批宅男宅女，虽然是在人口密度中国第一的城市里，人和人之间并不会发生关系，更不会关心公共事务，因为大家都像缩头乌龟一样，缩在没有付完贷款的龟壳里面。

    在一个缩头乌龟的世界里，钱很容易变成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公务员的职业风险低，但公积金却是最高的，所以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逐年增加，竞争越来越激烈；事业单位和国企次之，岗位同样供不应求。虽然这三类职位的总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所有房奴的要求，却成功地在社会上树立了“什么是好工作”的标准。一种职位风险越小，能够提供更高的住房公积金，说明这是个好工作。这种标准当然很保守，但的确能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大城市的生活已经被“一个中心、两个G点”———以还贷为中心，以涨工资和降息为G点所统治，怪不得都说银行在中国是一种政策性工具，而政府必须牢牢掌握住国有银行的控股权。

    互联网经济走红的那几年，我记得各地政府都提出目标，要打造创新型社会，大概是因为互联网泡沫后来破裂了，而且传统行业里的国企也通过垄断实现了赢利，这种说法现在不常听得到了。其实在一个遍地房奴的社会，年轻人都战战兢兢，不敢冒犯权威，最大的心愿是跻身党政机关，成为公务员；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成为创新型社会的。

    相反，尽管还有很多人暂时没机会成为房奴(听说城里有一种“焦虑综合征”，我觉得这肯定是主要原因)，但房奴的世界观已经大行其道，连姑娘们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姑娘找男朋友，先看他帅不帅，再看他是不是有才，房子排名很靠后。现在反过来了，房子是一切的前提。如果没买房就结了婚，男人会觉得欠了配偶很大的人情。尽管女权主义者认为中国基本上还是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但中国男性的“(房)奴性”要比女性更深，因为买房的舆论压力主要落在他们身上。

     用韩寒的话说，这叫“男人改变世界，女人改变男人的世界观”。但说到底，是房子———其实是一种造房子的制度——— 改变了世界和人们的世界观。

飞翔的鹰

房奴社会，最苦的是男人，最累的是女人！

king

生活在宝坻，我感到庆幸

管儿

那怎么办？谁来改变制度

jason

用韩寒的话说，这叫“男人改变世界，女人改变男人的世界观”。但说到底，是房子———其实是一种造房子的制度——— 改变了世界和人们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