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鬼的诗魂（宋 健）

快乐晓生

                          ——解读李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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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有雅号者不少，最广为人知的，如王维曰诗佛，李白曰诗仙，杜甫曰诗圣。李贺亦有雅号，曰诗鬼。正如王维的诗并非皆具佛气，李白诗并非皆具仙气，李贺的诗也并非篇篇都有鬼气。仅就那些在《昌谷集》中数量并不太多的“鬼诗”而言，也并非仅仅表现为一团鬼气。正象李白之被称为诗仙，是因为他的诗里体现了他的“手把芙蓉向太清”的飘逸和超然的仙人气质，李贺被称之为诗鬼，则是因为其诗多写“牛鬼蛇神”、虚幻荒诞的缘故。然而也正如李白并非纯然的诗仙，而有“大鹏起兮云飞扬”的雄伟的气魄和“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无为的寂寞；李贺也不是纯然的诗鬼，亦复有“若个书生万户侯”的不凡的胸怀和“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无尽的沉哀。李白有时尚能摆脱痛楚和寂寞，驾驭以酒做成的兰舟去遨游远离尘嚣的“仙境”，获取短暂的心灵的麻醉；而李贺则无时不忍受着激愤和苦闷的折磨，他只有以他的诗，以他的带有鬼气的诗，来表达他所认识和切身感受着的这不公平的人间，以及这不公平的人间所“给予”他的敏锐的心灵感触。李贺，实在是比李白更可悲叹的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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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贺是有着杰出才华的诗人，可惜他命短，只活了27岁就怅然逝去。在他短短的27年的生命中，写诗，几乎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内容。但是，李贺决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他是用他的诗，来抒发他的深阔的怀抱，来抒发他对美好未来和理想的憧憬，来揭示坎坷的生活经历所带来的痛苦，来借此一吐胸中积郁着的愤懑不平之气！他的那些鬼诗，则正是他的锐感和愤懑的“最恰当”的表现。
     我在阅读李贺的全部诗作后发现，在他科考遇挫以前的那些作品的格调，一直是浪漫而又乐观的，这个才华横溢，自视甚高的青年，毫无顾忌地诉说志愿，畅叙襟怀，在他看来，未来是一派坦途呢。然而，当他知道自己无法进入仕途，甚至连考取进士的资格都被剥夺了的时候，他的诗的格调一下子就变了：
     别弟三年后，还家一日余。
     醁醽今夕酒，缃帙去时书。
     病骨忧能在，人间底事无？
     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
     这首《示弟》诗，作于元和八年（813）。据清人方扶南说：“此当是以父名晋肃不得举进士而归”时所作。元和五年（810），21岁的李贺雄心勃勃地参加了河南府试，以其过人才力，轻而易举取得了乡贡秀才。下一步，就是去长安，参加进士大考。他信心十足，心情畅快，以为金榜题名，指日可待了。在长安，他一面温习书卷，一面广泛交游，还拜访了名重一时的大文豪韩愈。韩愈很看中李贺，也认为李贺必能折桂蟾宫，决无疑问。——李贺的大名，长安很多人都知道了；李贺的诗文，在士子中间传诵着。一些嫉贤妒能的士子放出谣言来，说，李贺父亲的名字“晋肃”，与“进士”犯“嫌名”，如果李贺应进士试，就是对父母不孝。谣言不胫而走，竟闹得满城风雨，虽有韩愈这位“超重量级”的人物为之辩护，终于于补无事。迫于舆论，李贺放弃了考试。失意归来，心中自不免悲伤和怒愤，而还家与久别的亲人团聚，又使他感到由衷的快乐和欢欣。弟弟并不因他的落魄归来而冷落了他，用“醁醽”美酒为他接风洗尘。想一下自己病体支离的情景，虽未能进仕，而终于能够活着还家，何尝不是不幸中的大幸？管他人间的是非黑白呢，管他是否能成为一名进士呢，我李贺有亲人欢欣以待，有美酒的温香以待，这就足够了！这首诗写得多么“旷达”！然而在这种达观的情调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悲苦和沉恨又该有多么的强烈而深痛。悲极无泪，愈是装成笑脸，愈是加倍地苦痛。这苦痛，却道与何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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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阶入仕的路是行不通了，然而李贺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了自己的理想，他很想在人间做一番大的事业，好在青史留下个美名。但是在唐代，所谓成大事业必须以入仕途为阶梯，入仕既无望，成大事业的理想也就空幻缥缈了。李贺陷入如此的苦痛之中，他感到自己是这般的寂寞和孤独，时不我待，白驹过隙，年纪轻轻的他已经生出无数的白发来了。“长卿怀茂陵，绿草垂石井。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梁王与武帝，弃之如断梗。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头上无幅巾，若蘖已染衣。不见清溪鱼，饮水得相宜。”（《咏怀二首》）汉时的大才子司马相如，曾在景帝时任武骑常侍，武帝时拜为孝文园令。孝文园令，乃是一种管理皇家陵园的闲适的官职，而这与司马相如的绝世才华，该多不相称！他不愿忍受这“不见用”的苦恼，终于辞官而去，闲居茂陵家中。在茂陵，纵有爱妻卓文君每日操琴相伴，而胸中的悲愤不平之气，却一日也未曾消减。待司马相如死了，汉武帝才发现了他的才华，才“真正”认识到了他的“真正的价值”所在，将他的遗文铭刻泰山之顶，作为自己躬行实践的“指南”。但，司马相如的生命的全部价值只是那“一简书”吗？司马相如是悲愤而寂寞的，他纵然得到了死后的虚荣，而他生时的冷落实在是可悲的呀！李贺为司马相如一生的郁郁不得志而深感惋惜，——这何尝不是自惋！对镜而视，看到自己的白发增添了许多，慨然搔首，素丝落在案前，他只有微微苦笑。除了这辛酸的苦笑，又能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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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李贺毕竟是不能由此而死心。安史之乱留下的混乱局面尚有待收拾，藩镇的叛乱又在此起彼落。李贺很想成为一名战士，他很希望自己能够驰骋于疆场之上，建立起赫赫的军功，他的《燕门太守行》一诗，写出了他的这一志向：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这首诗，如果放到王昌龄，岑参，高适的边塞诗中亦足以“乱真”。诗人是瘦弱的，他的“长指爪”未必能拿得起刀和剑，然而从他的“通眉”之中却迸发出精英之气！我们不能将李贺的建功沙场的理想视为他不着边际的天真的狂想，李贺的这种珍视自己生命价值的精神，还是十分宝贵的。
     李贺的这种建不世之功的理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贵族的家庭，与李姓王朝的当权者是“同宗”，只是随着年代的渐远，李贺的家庭已不见一丝皇族的气派，反倒日趋衰落了。但是“家族的显赫”，是李贺深以为傲的，“衰落的家庭”，又是无法不正视的客观现实。以跃马横刀取天下的李氏家族，毕竟与他有着血统上的联系，而此值家庭败落，国亦混乱之时，他作为李氏子孙而生出建功战阵，“收拾山河”的志愿，实在是情理之中所必有的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山河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十三首》之五）“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马诗二十二首》之五）这样有气魄，这样有气势，岂是一个胸无大志而善为狂思的书生所能为？李贺终其一生未能实现他驰骋临阵的愿望，这些诗在后人看来便都成了李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言了，这样看，我想未免太冤枉了昌谷。
     李贺既知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只好寄情于诗了。往日忧国忧民的悲怀，也便成了自悲自叹的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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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贺作诗是呕心沥血的。他每天都在作诗，他象是只是为了作诗而存在着、生活着。他只有在诗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只有在诗中，他的一腔不平之气才得以尽情倾吐。但是，李贺是让人感到奇怪的，因为他的强烈抒发悲愤寂寞之情的诗，大都是些“鬼诗”！
     这同样不是偶然的现象。李贺是个有才华，有创作个性的天才的诗人，却生在了蔚为大国的诗的盛唐之后，诗的疆土已经被前辈诗人们开发得极广阔了，要打出自己的天地，无疑是困难的。李贺独标异帜，向“鬼域”中去探诗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李贺的诗“涉足鬼域”，也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这与他所居处的地理环境和他所受的教育有关。李贺出生于河南宜阳县的昌谷（唐时属福昌），这个地方虽在唐时没有什么大名气，可它西往秦晋，南连吴楚，地处要冲，是交通之要道。这里“遥峦相压叠”，“鸣流走响韵”（《昌谷诗》）地理环境和自然景物皆极优美。高耸的女几山与昌谷“岭坂相承”，近处是碧波奔涌的甘水和昌谷水，西南指手可望的是海拔2000余米的熊耳山，从东到南，有鹿啼山，憩鹤山，锦屏山，昌谷东面，有唐高宗时修复起来的故隋福昌宫。在这一带，流传着极为广泛的神话传说，比如女几山，传说便是兰香女神升天之处，上有兰香庙，李贺曾有《兰香神女庙》一诗，进行过相当细致入微的描绘。这些神话与传说，无疑在幼年李贺的心灵中留下深刻而又鲜明的烙印，这对他成年以后的诗歌创作，也无疑会发生极大的影响。李贺在《赠陈商》一诗中，谈到自己所受的教育，所常读的书，“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楞伽经》乃是佛家一部经典的理论著作，其基本的思想精神，乃是宣扬人居天地之间，所临皆生老病死，万物更替，生灭无常，故对于死亡，生出无尽的恐怖。怎样消除此种恐怖？《楞伽经》劝导世人去寻求一条超脱生死轮回的道路。它开卷的两句偈语“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则正非常简明地概括了此部佛经的妙旨。李贺的很多诗作，包括那些“鬼诗”之外的作品，经常涉及到人的死生的内容，其表达的方式，也大多曲折隐晦，恍兮惚兮，扑朔迷离，不能不说是受了堆在案前的这些佛家经典的影响。至于系于肘后、须臾不可或离的《楚辞》，主要是指屈原的作品，屈原的美人香草之类的创作手法，对李贺更具“决定性”的影响。
     李贺之成为“诗鬼”，是由这多种的原因促成的，诗鬼的诗是有鬼气的，但诗鬼并不是无情的，他是一个血肉生气俱在的人，有一腔真情在。他的“情”，就是那种难以忍耐的寂寞空幻之情，就是那种对黑白颠倒了的人间世界的厌恶痛恨之情，这种热烈真挚的情，则正是李贺的那些鬼诗以及他所有的诗歌的“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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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贺的鬼诗的显著特色，就是“奇而入怪”，“失于少理”，“虚荒诞幻”，多“牛鬼蛇神”，“凄冷怪诡”的描写，而往往使人“犹以为殊不可知也”（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我以为李贺诗的奇而入怪，失于少理和虚荒诞幻，正体现了他的艺术特色和创作风格，我把它概括为“以幻写情”或“借幻言情”。
     文学是言情的，其所言之情乃为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切的感受体认之情。诗缘情，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最早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但是历代的作家，批评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情”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很多事，到了批评家，哲学家或思想家那里，简单的也能搞复杂，更何况本就复杂的情呢？我的看法，情即情感，就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天性，同时它又受到人伦道德的制约，而成为一种伦理上的标准，一种鉴别是非好恶的必要尺度。人而无情，则如枯木残枝，无好恶，无美丑，无是非，无知觉，也就不成其为人。情既然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一个概念，则持不同的道德标准的人对它的认识也就会有所不同。以孔子为例，他就讲，情不可过哀，过哀则有伤于人的体质；也不可过激，过激则易使人流于放纵，而应该“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而庄子则宣称“无情”，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是很有名的，这是他对自己“无情理论”的躬行实践，在常人看来，这样的做法既怪异又不近人情，据我看，庄子的无情却正是情深，情激，情痴，是一种变态的至性至情；他是愈乐而愈悲的，是在长歌当哭。再看对李贺影响最大的屈原。屈原的情主要表现在悲，愤，怨，怒。“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惜诵》）；“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夫美人”（《抽思》）；“申旦以舒情兮，志沉菀而莫达”（《思美人》），都是舒情与陈词诉怨、发愤沉悲相结合，后来儒家的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已”，与他的怨而敢怒，敢于张扬个性，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游览文学的历史长河，会发现儒家的敦厚的温柔的情，只有在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才出现，而敢怒敢怨敢悲敢愤的情，不但现实主义作品中常常有之，而更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灵魂。从影响看，李白是庄子型的诗人，他的仙人气质和因仙而忘忧的性格与庄子相近似；而李贺则是屈原型的诗人，李贺之涉足鬼域，与屈原之求诸宓妃佚女是相仿佛的。
     过哀或过激之情，所体现的往往是作家最强烈的主观感受，而这感受不易于依附现实的事物而抒发出来，而“幻”，便就成了抒发激情的合适方式。“幻”，是人的主观幻想，它不是客观现实的具体存在，所以“假”；它或许是客观现实能够存在而却未必存在的事物，所以“虚”；它全凭作家主观的异想天开，所以又体现出了作家心灵感受之“真”。以幻写真，以虚写实，以虚幻来道真情，是构成浪漫主义文学的要素，同时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方式和手段。
     屈原是有意识地用以幻写情的创作手法进行文学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离骚》等作品中，情与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屈原把楚国及华夏各国美丽的神话与自己真实的感情熔铸在一起，使他的诗既有浪漫的异彩，又富于动人的情调，同时也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深挚的情感与伟大的人格。
     在祖国的文学史上，李贺无疑是受屈原的影响最深的诗人。杜牧说他的诗是“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这评价符合实际。由于李贺与屈原所处的时代不同，个人的遭遇亦不同，决定了其所怀之“志”与所抒之“情”的差异。屈原，假如“君王圣明”，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理想的战士，但“圣上昏庸”，使他被剥夺了实现理想的权力；而李贺，只有作为一个战士的幻想，他连作为一个战士的权力和机会都没有。故屈原所关怀是是祖国的命运，而绝少对自身的悲叹与哀惋；李贺则主要诉说个人怀才不遇的苦闷和不幸，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虽在心中萦绕，但他感到无可奈何。所以屈原的诗是气魄宏伟，振奋人心的；而李贺的诗，则不免暗然失色，只让人感到他的确是个令人悲叹惋惜的短命的天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