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观察者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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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观察者的废墟


所谓远方，并不是地图上的两个点，因为所有可以通达的地方并不遥远。你知道左心房到右心房有多远吗？从手心到手背有多远吗？从左眼到右眼有多远吗？也许远方只是一个悬念，一个没有谜底的谜，一个未知，一个移动的漩涡。它是黑暗的（被某种景象所遮蔽，像抽屉里字迹发黄的日记），萦绕的（一个怀念的人，会情不自禁涌入你脑海），灼热的（不是扩散而是聚集的痛，在皮肤上慢慢燃烧）。这样说，似乎有些矫情，但1996年以后，我相信这个说法——我有些偏执，经常按照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真理”，去观照身边的情景与人事。

从淳淳家到皂头精神病医院，直线距离约10公里，坐直达车不要20分钟。1996年的市区到郊区，还没开通直达车。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有时是星期四的晚上，我就会陪淳淳去精神病医院，探望她弟弟仰。我们的路线是这样的：她家坐8路车到交通大厦，转11路车到三江大市场，再坐1路车到皂头街，步行17分钟的泥浆路到精神病医院。线路由2个“N”字组成，像盘结的肠道——我当时确实无法剖解“线路”给我的谕示，生活无非是两种方式，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皂头真远，来回就要3个小时。”淳淳抱怨说。“倒是不远，但确实让人疲惫”，我说，“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人和生活一样，不是一成不变。”晚上去，则要16元租用港田车。港田车是一种三轮摩托改装的，有焊铁的雨棚，污浊的布帘。它奔跑的时候，一跳一跳，屁股（排气管）冒浓烈的黑烟。坐在车上，我会想起古代私奔的马车。

精神病医院在皂头镇的东面，比邻丰溪河。医院的院子里耸立着女贞树和白桦，尖嘴鸟、红嘴鸟，灰山雀，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显得院子更加空落和寂寥。围墙刷了一层石灰水，楼墙嵌了瓷面砖，惨白的光好像不是反射而来的，而是从物体的内部激射而出，刺骨的寒冷。我没有见过比它更安静的医院——病人睡着了一般，医护人员不是看书打瞌睡，就是对着取暖器发呆。而千米外的皂头街上，一片喧哗，有人打架，有人吆喝，有人搬一张桌子在街边打麻将，自行车后架放一把泥刀的正准备去市里做短工，从车上拎下几麻袋货物的是商贩。另一家在街中心位置的医院，挤满了各色人等。“我小孩已经发烧两天了，会不会有肺炎？”“真是祸从天降！喝醉了酒的司机把大货车开进了我家里，把我老头子的腿都撞断了。” “这是什么医院啊？简直是屠宰场，看一次感冒花了1000多块。”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我对淳淳说。“不。它像个火炉，会把一个人重新燃烧起来。”淳淳说，“你看到的是火炉里的灰烬。”

皂头是上饶县南乡小镇。上饶县以320国道为中轴线，分南乡和北乡。在地理上，南乡像一个子宫，皂头镇就是宫颈。三月，南方的雨水还没有到来，村野里，泡桐花就迫不及待地宽衣解带。皂头，南方以南的皂头。它有着南方的柔软和明亮，大片的松林和遍地的葱茏菜蔬，是大地的斑纹。被风从全良液酒厂压过来的酒香，渐渐与柚子树、山茶树、木槿的气息，融为一体，悬浮在空气中，变成小镇馥荔的体香。它那么疏朗，多年以后，被一个人带走，永不复返。


第一次看到仰是1995年冬的一个夜晚。他是淳淳的二弟，一个在读研究生。淳淳对我说，仰放假了，我们一起聚聚餐吧。餐馆是解放路的旺旺美食广场。聚餐的还有淳淳的大弟弟遐，和他的女朋友，他们在南昌一所大学教书，我见过他们。我们边吃边聊，一直聊到深夜一点。仰是个非常健谈的人，二十出头，脸上长满粉刺，但一脸忧郁。其实，之前我就从淳淳的口中，对他有大概的了解。他从小就是当地有名的神童，对机械有浓厚的兴趣和不一般的天赋，16岁考入南方的某学院，20岁被研究生院录取。他学的是飞机制造，与他的抱负相吻合。

“你要对我姐姐好。”席间，仰反复对我说这句话。他不像个弟弟，反而像个年长者。他的成熟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我无法回答这个话题——我既不是淳淳的男朋友也不是她的未婚夫，而且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和淳淳到底是什么关系。淳淳听了他的话，哈起腰笑了起来，说：“傻弟弟。傻弟弟。”

我和淳淳交往已经有两年了。我是通过我一个同事介绍认识的。之前，我就听说过她。她是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她的书法在知识界是有名的，她还有一副好歌喉。她长得娇小瘦弱，短肩发，脸白皙圆润，有一口皎白的石榴牙。她爱梳洗睫毛，长长的，显得眼睛格外有神。“我是典型的南方人，你不觉得我像枯水期的信江吗？”她说。

年后不久，我就听到了仰住进皂头精神病医院的消息。我是从她一个老乡口中得知的。我非常的惊诧。我既没看出仰有精神病的迹象，淳淳也从没提起过。我想，可能我愚笨，看不出事物表象背后的东西——那两年，淳淳每隔两个月，就要去学院看她弟弟，我以为是她对仰过渡的溺爱。

皂头，它作为一个阴影的代名词，占据了我。以前，我去过无数次皂头，尤其在春天，隔三差五就去看迷眼金黄的油菜花，就像观察一个女人的盛开与衰老。皂头，它以平坦的地貌化解了南方的阴郁，矮小的丘陵把江南的色泽勾画出层次。我第一次去精神病医院，是在晚上。皂头街上朦胧的灯光，在细雨中，变得恍惚，加速了天空的下垂。天空像一个塑料袋，灌满了水。那年的雨季提前到来，让人喘不过气来。仰的病房在住院部二楼。楼道和窗户，被铁栅栏封死，与我在电影中看到的监狱差不多。就连呼啸也是寂静的，掩埋在灰尘里。

在我的概念里，精神病人要么疯疯癫癫，要么神志不清。我生活的城市里，经常可以看到满脸污垢光着上身的人，头发像排污口的杂草，一只手提裤腰，一只手在垃圾桶里翻东西吃。他们在电影院门口的空地上过夜。有一次，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邀请我去他女朋友家吃饭，我答应了。进门的时候，有嗷嗷的叫声从卧房里传来，我说：“你家有狼狗么？我怕狗。”我朋友说，不是狗，是他女朋友的哑巴哥哥，有精神病。我挨到门口一看，一个中年的男子蹲在地上，脚上锁了一条铁链，他惊惧地看着我。因为瘦，他的眼睛显得异常地大，有一种光，一种非常复杂的混合的光，荧荧的。

恰恰相反，仰是异样的冷静和思维的清晰。他反倒安慰我，说：“我没事的，我只想知道死是什么一回事。” 我说，死不是活着的人能思考的。“所以，我想死。”他说得极其认真。“一个不知道活着，不知道如何去活着的人，是没有资格去谈论死亡的。”我说，“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去死，最难的事，就是去活。一个勇敢者选择如何活。”我从医生那里了解到，仰得的是精神抑郁症。


淳淳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她父亲是物理学教授，母亲是哲学教授。她家住在郊区的一所学校。从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会去一次，要么送淳淳回家，要么接她出来，一般是在晚上。通往她家的路，是一条颠簸的土路，只有8路车经过，没有路灯，每个月都有抢劫事件发生。

她家附近的空地长满了乳酸草和小柳树。我作为护花使者的终点站是淳淳的楼道口。我从没去过她家。我知道，那是一个我想熟悉却不可以熟悉的世界——它是淳淳心灵的仓库。我听一个我尊敬的长者说，淳淳的父亲在1995年秋，得了什么病，行动能力比较低下，母亲也因此打击抱病。淳淳从来就没有向我提起过。我看到的淳淳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们是非常默契的谈友。”她说。“谈友”，成了我们的身份。我知道有一个男人在追她，我认识他。他是我朋友空的表哥，三十来岁，有点秃头，胖胖的，开了一家小工厂。他是淳淳父亲的学生，也是老乡。他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在那几年，他几乎每天去看望淳淳的父亲，经济上给以尽可能的援助。有一次，我和淳淳在影都看电影，与他不期而遇。我们都有点尴尬。

有时，我主动对淳淳谈到了这个男人，我说，他是一个具备优秀品格的人，现在这种人已经不多了。“他是很好的人，可是我们没有语言。我努力地接受他，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淳淳说。“可能我是一个障碍。”我说。更深入的交谈，只会让慕淳陷入更深的泥淖，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也许，障碍是彼此的。

偶尔，淳淳也住在她工作的单身楼里。那是一栋古典的建筑，在一座小山上，鹅卵石砌的草间小径，迂回。穿过一个木质的亭子，一条在荷花池上曲折的回廊，就可以看见二层结构的木楼。她住在二楼靠右边的房间。从她的窗户远眺，市区尽收眼底，灯光迷蒙，信江潋滟。这样的高度和角度，都是让人产生遐想的——我想，我们的青春期无非如此。有一次，我去找她，她正在为全校的歌咏比赛作准备，教学生唱歌。我站在小径上，教室里的灯光斜斜地照过来。她的手里握着教鞭，面带甜美的微笑。我看了一个多小时，又回去了。我感到我的心里有一只兽，在打洞，在安家，在嚎叫，在奔跑。兽是突然到来的，它的爪柔软而锋利。

丰溪河两岸肥美的时候，夏天到来了。两岸像一把折扇，被葱绿的河水打开。仰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他在病房的墙上，用水笔画满了各种自杀方式的图形。有上吊的，有卧轨的，有跳河的，还有割脉，绝食，吞金。墙上还有其它的图形，一棵枯萎的树是一个干瘦的人，向日葵是一颗骷髅，干涸的河床铺满骨头，一头羊被一根绳索高高吊起，轰然倒塌的桥。。。。。。。淳淳每次去皂头，都怀着很高的兴致，好像不是探望一个病人，而是与一个久别的朋友重逢。她不叫仰的名字，叫弟弟。她的口气是这样的：“弟弟呀，我昨天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吧。”仰会说：“能听着你的歌去死，确实是一种幸福。”淳淳说：“假如你每天想见一个人，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弟弟呀，我每天都想看见你。还有什么比你看见一个你想看见的人更最幸福的呢？”


2005年3月5日下午，我陪女儿骢骢在滨江路玩。这是一条带有休闲走廊的繁华街道。古老的步行桥通往水南街。我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桥栏杆上，久久地对着河水发呆。我也那样发呆过，我究竟于漩涡中水流是怎样咆哮的。我看着年轻人越过栏杆，飞身而下，重重地摔在水泥桥墩上，身子扭曲（像锄头挖断的蚯蚓），白色的浆液和血红的浆液从他身体喷射出来。他没有叫喊，也没有挣扎。他心里有一堵高墙，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只有飞过去。我突然想到了仰，我捂紧了自己的嘴巴，怕口腔里的声音倾泻而出。

1997年秋，仰离开了精神病医院，继续上学。1000公里的路途是否遥远？上饶到广州，正是这个距离，坐14点30分的火车，次日8点50分到达。我经常坐这趟火车远游，假如有一个异性（适合调情）陪伴，整个旅途是短暂而愉快的。把1000公里分成100次的等距离走，会怎样呢？4000公里分成200个等距离来回完成，又是怎样呢？从淳淳家到皂头，刚好是这个来回的等距离。完成这4000公里的方式是公交车，港田，自行车，徒步。

直至今天，我也没有看过淳淳的父母。我只在淳淳的单身楼里，看过她的全家照。照片里的淳淳还是扎个羊角辫，穿花格的连衣裙，她的父亲戴副黑边眼镜，瘦，个子高挑，有儒雅的气质，她母亲穿旗袍，圆脸，双眼里仍然有少女的单纯。我不知道她的父母现在是否还健在。

1997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寒冷，冬雨绵绵。有一天，我还在睡懒觉，听到噹噹噹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是淳淳。我的宿舍在书院路的一个山坳里，偏僻，地形复杂，她从没来过。我说，你怎么来啦。她说：“我想请你陪我外出旅游。”她的话让我惊讶。我们商量了许多条旅游线路，广州，昆明，庐山，苏州。她说：“去婺源吧。我只想失踪几天，就近吧。”那天，我抱了她。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去你那里，显得有点荒唐。请原谅我，我不去旅游了。”我们通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听起来她很伤感。她很少会这样。1996年夏天，她放弃调入广州某大学也没如此低沉。

过了两天，我收到淳淳的来信，她说，她已经与那个胖胖的男人订婚。信只有两页，字迹是娟秀的行楷。纸张有稀疏的水渍的痕迹，一滴一滴，洇开。我读了开头，就不再读了，紧紧地把信合在手掌心里。

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她婚后一直住在信江南岸，和我一个同事住一栋楼，与我办公室隔河相望。我打开办公室的窗户，一棵槐树的枯枝伸了进来，它去年还是茂密的。信江逶迤而过，春天的冷雨在河面上铺了一层绵密的水泡。雨一滴追赶另一滴，激烈，闪眼，像时间的奔赴者。南岸的风景被一片樟树遮蔽着，露出白墙，屋顶的广告牌，黝黑的桥拱，慢慢移动的人影。信江桥，宽25米，长350米，从我楼下，直通对岸，正常的车轮时间是1分20秒，但它每天堵车的时间约有2个多小时。然而，南岸是一个我可以天天看见的远方。

是的。也许你会以为我是一个善感的人。其实不是。对生活而言，有许多人是注定渺无音讯的——他（她）们是不可抵达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