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儿爷 刘印和

聂小倩

筒儿爷不姓筒，姓向，有一个叫起来琅琅上口的名字，向前进。但几十年来，从未听见过谁喊他的大号。全村男女老少，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见面喊筒儿爷，从来没有二口。筒儿爷对此听之任之。
人们称其为爷，是筒儿爷辈份高。据村里的老人们说，筒儿爷的高祖是湘西桑植县人，清朝中期曾是清军一名英勇善战的将领。在冀东平原的一次征战中，因腿部受伤掉队，被善良的农民抬回小村养伤，其间与村中辈份最高的族长结为义兄弟，伤愈后留了下来在此地娶妻生子。向家尽管在村里是独户，但辈份高就这样延续了下来。
在爷字前面冠之以“筒儿”，是因为他一贯直话直说，像个炮筒，人又侠肝义胆，往往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就有了并没有丝毫贬义的“筒儿爷”之称。
筒儿爷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多有善举，一生低调。八十多岁的他至少近六十年没得过什么荣誉。据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那年，筒儿爷曾被戴上红花，当了一天抗战积极分子。可最近筒儿爷着实风光了一把——在村民普选中高票当选为小村首届“星级村民”。
当村干部和群众代表敲锣打鼓把镶有金边儿的“星级村民”牌匾送到筒儿爷家时，堵在门口的筒儿爷眼睛瞪得像两只铃铛，气呼呼地说：“你们把我当猴耍呀，我什么星也不当，你们都给我出去！”
“老爷子真是高尚啊！”被拒之门外的村党支部书记刘小青由衷地对众人说。

一
一九二四年冬天，筒儿爷出生在我家乡的小村。那个年代的中国，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筒儿爷的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一贫如洗的父亲靠给财主赶大车挣点钱粮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身体羸弱的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喂养孩子，父亲每天收车时挤一碗马奶端回家，喝着马奶，筒儿爷艰难地度过了哺乳期。
他七岁那年，积劳成疾的父亲撒手人寰，孤儿寡母靠给大户人家打短工，放羊度日。
或许是向家身强力壮基因遗传吧！在那贫困交加的岁月里，筒儿爷吃糠咽菜，愣是长个儿头，喝凉水也长肉，十七八岁时，他已长成虎背熊腰、力壮如牛、高大威猛的男子汉了。收割时，他一把镰刀在手，半天功夫，十几亩麦子就齐刷刷地倒在地上。粮食入库时，他双手同时提起两个二百斤重的麻袋行走如风。老地主在一旁看得眉开眼笑，连声赞叹，真大力士也。
筒儿爷不仅力大如牛，而且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见到不公平的事，总是“一声吼，准出手”。一天中午，筒儿爷下地干活儿回来，走到街口，见村里几个整天无所事事的混混儿，正轮流骑在一个要饭的老人身上取乐儿，他怒不可遏，挥起铁榔头似的拳头，将这几个坏小子打得嘴斜眼歪，跪地求饶。被打者之一梁二赖是保长梁老弯儿的儿子，这下可通了马蜂窝。梁老弯儿，大号叫梁学仁，平时游手好闲，无恶不作。日本占领冀东后，他卖身投靠当了保长。梁老弯儿得知儿子被打，仗势要将筒儿爷送乡公所治罪，筒儿爷的老妈借钱摆酒席宴请梁家人，才算平息了此事。
转眼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急于修通南满铁路向外运输战略物资，命令冀东各县必须送劳工。梁老弯儿眉头一皱，坏点子就来了。把筒儿爷弄到东北当劳工，可谓一箭三雕：一是日本人交办的任务完成了，二是报了儿子被打之仇，三是干点歪门邪道的事儿再没有人敢一声吼。想到这里，他会心地笑了。
一天早上，梁老弯儿走进筒儿爷那破旧的土坯房。“筒儿爷，求您帮个忙，乡公所的皇军要咱们庄儿的交粮计划表，今儿晌午前要是送不到，他们说就烧了咱们庄儿。阴雨连天，我年纪大，走不动，请您去一趟乡公所，只要按时送到，今年您家税粮就免了。雨大路不好走，骑我家那匹青骡子。”梁老弯儿欺骗筒儿爷说。为保住村子不被日本烧掉，还可免交税粮，筒儿爷爽快地答应了。他怀揣梁老弯儿封了口的信封，牵着青骡子就出发了。路上雨越下越大，他一会儿牵着骡子走，一会骑在骡子身上行，晌午赶到了乡公所。筒儿爷走进大门，见到一个日本军官，双手递上信封。日本人拆信后立即叽里呱啦地叫了起来，突然围上来四五个日本兵，不由分说把筒儿爷捆了个结结实实，原来梁老弯信上写着：
尊敬的太君：您好，送信人就是本村送的劳工，望见信后捉拿为盼。那匹骡子是我的，望奉还。梁学仁（章）
“我送信来了，你们为什么抓我？”筒儿爷怒气冲冲地说。当翻译将信念给筒儿爷听时，气得他破口大骂：“梁老弯儿，我＊你奶奶！”
第二天一早，筒儿爷和其他劳工被日本兵五花大绑，押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
筒儿爷没能回村，梁老弯儿笑了。他心急火燎地赶往乡公所，想要回青骡子。当他走进乡公所大门时，只见一帮日本兵正在津津有味的吃着骡子肉。梁老弯儿平日惜财如命，见已失了骡子，脱口而出：“小日本，我＊你妈。”正在吃喝的日本军官听到骂声问翻译，他的刚才说什么？翻译右手拇指与食指弯成一个圆圈，左手食指对着右手的圆圈来回抽动，并回答说，“他要与你娘这个的干活。”日本军官听后立即翻了脸，拔出手枪向梁老弯儿开了一枪，梁老弯儿应声倒地而亡。
出殡那天，有村民在其棺材前偷偷摆放一幅“挽联”，上面写着：“梁老弯儿白眼狼，卖国求荣当保长，百姓面前逞凶狂，坏事做绝黑心肠，心疼骡子骂声娘，日本开枪把命丧。”
筒儿爷和一群劳工，坐了几天几夜的闷罐火车，来到东北一个叫大青沟的山沟沟。他们在日本兵的监督下，开山打洞，运石料、扛枕木，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儿，吃的是高粱面和野菜。一天收工时，一只饿狼突然扑向筒儿爷，他见状顺势一闪，饿狼扑了个空，继而张开大口再次扑过来，筒儿爷愤怒了，双手迅速抓住狼的下巴，一个爆发力把狼撕成两半。“你的真正大力士的干活。”担任押送劳工任务的日本兵赶上来伸出拇指对筒儿爷称赞着。
筒儿爷双手把狼撕开了，这消息迅速传遍了工地。有一天，日本军曹把筒儿爷叫去，让他专门给伙房挑水。这水在山沟，伙房在半山腰，担一趟水至少要走一个小时，一天要跑十来趟。筒儿爷不用扁担，双手提着两桶水，上山如走平地。
有一天早上，筒儿爷正要下山取水，只见一个日本军曹从外边抱回一个周岁左右的小男孩。日本人经常晚上入村强奸妇女，但抱回孩子干什么呢？正当筒儿爷迷惑不解时，军曹把孩子扔给他，并说：“你得把小孩洗干净，煮熟喽我要咪西。”“太君，小孩是人咋能咪西？”筒儿爷惊讶地问。“你的不懂，小男孩的咪西，壮阳。”军曹拍着自己的肚子说。
这日本兵吃人，简直连畜生都不如。筒儿爷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肺都快气炸了。我一定要救下这个孩子。筒儿爷暗下决心后，把孩子放在地上，顺手抄起铲石料用的大铁锨，轻轻走近正在洗脸的军曹，对准脖子用力砍去，咔嚓一声，军曹的脑袋就从身子上滚了下来。一个日本兵听到响声从屋子里跑出来，手疾眼快的筒儿爷一个箭步追上去，用铁锨对准他的头猛拍下去，日本兵脑袋开了花。此时的筒儿爷自知闯了大祸，抱起孩子拔腿就跑，一溜烟似的进了深山。当一群看押劳工的日本兵回营时，筒儿爷已跑出上百里路了。一路上他只走山道和小路，到了晚上，才敲开农家门要点吃的。哪家女人给孩子吃口奶，筒儿爷就千恩万谢，并留下来给人家干点儿农活。大约走了一个月，才回到了老家。筒儿爷将孩子交给母亲喂养并为其取名向东涛，寓意是从东北逃回来的。为躲避日本鬼子可能的抓捕，他跑到离家五十多里地的一户地主家扛活，直到一年后日本投降。

二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我国遭遇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那年秋天，刚刚解散了大食堂的小村分配口粮人均每天只有二两。为了给母亲和儿子省点儿粮食，筒儿爷背上木匠兜子，与村里十几个人跑到北京木材加工厂当了工人。虽然劳动强度较大，但每天能有一斤口粮，筒儿爷对此十分满意。
有一天上午，一位身材高大、面目清瘦、两眼炯炯有神、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白底黑布鞋的中年人，在几个干部模样的人的簇拥下，走进筒儿爷所在的车间。此人面带笑容，摆动双臂招呼工人停下手中的活儿。这是什么大官儿？坐下来的工人们小声相互询问着。
“同志们好，我叫牛济民，是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今天来看看大家，也想和同志们谈谈心。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你们身在第一线，对工厂情况了解，我想听听大家对工厂生产、生活、干部作风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也不要紧。”牛厂长坐在工人中间亲切地说。
工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沉默了十几分钟，也没有人说话。
“我有意见，现在，从厂长到车间主任，都要求工人鼓足干劲、大干快上，产品好坏没人管。由于赶进度，糟踏了不少木材。解放前，我在东北当劳工时，听当地老百姓说，红松要生长一百年才成材。我们厂使用的圆木正是东北红松。这样浪费，简直是败家子儿！这事儿厂长得管一管。”筒儿爷站起来向厂长放了一炮。
“这位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一定认真研究改进。”牛厂长诚恳地说。“你叫什么名字？在东北当劳工是哪一年？”厂长走到筒儿爷身边与他聊了起来。
“我叫向前进，43年到44年在东北当劳工。”筒儿爷回答。
“他在东北时还砍死两个日本鬼子呢！”站在一旁的同村小李对厂长说。
“你砍死日本鬼子好哇！抗战时期，我在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当团政委，说起来咱俩还是战友呢!”牛厂长拍着筒儿爷的肩膀说。大家哄的一声都笑了。
“向前进，这名字好!你明天到厂部上班好吗？咱俩一起‘向前进’。”牛厂长亲切地对筒儿爷说。
“我是个大老粗，干不了厂部的活儿。”筒儿爷木讷地说。
“不要紧，你到厂部主要是干杂活儿，同时当我的群众工作联络员。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这事就定了！”牛厂长干脆地说。
第二天上午，厂办杨主任把筒儿爷找去谈话，告知工作内容后又向他介绍：牛厂长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建国后从解放军某部师政委的岗位转业到木材厂当厂长。他战争年代受过伤，身体不太好，平时吃住在厂里，家属小孩都在城里，几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嘱咐筒儿爷照料好厂长的日常生活。筒儿爷站起来郑重地向杨主任点了点头，杨主任还特意在牛厂长办公室的对面为筒儿爷安排了一间宿舍。
筒儿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牛厂长办公室和宿舍擦桌子、扫地、打开水，到传达室拿报纸，在厂内传递公文，帮厂长把饭买回来。由于工作认真，办事丁是丁卯是卯，深得厂长和机关好评。
一天上午，牛厂长招呼筒儿爷坐下来，郑重地说：“老向啊，我工作忙，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多，从今天起，你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还得给我当好群众工作联络员啊！具体地说，你抽时间到车间、班组看看，与工友们聊聊，了解大家对工厂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我汇报，以便改进厂党委的工作，使工厂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筒儿爷认真地点了点头。此后，他下去了解情况的方法有三，一是经常到车间、班组实地看一看，对存在的问题心中有数。二是仔细听，经常走进工友宿舍，在聊天中倾听大家的意见。三是主动问，了解工友对厂里工作的意见和要求。筒儿爷每次都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牛厂长汇报，厂长听得都很专注，并认真做记录。工人的许多合理建议和意见，很快体现在厂党委的决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越办越好，筒儿爷与厂长的感情越来越深，工作越来越起劲。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牛厂长在办公室与筒儿爷拉起了家常。“老向啊，你是冀东那个县的？”牛厂长问。
“宝坻。”
“哎呀！平津战役时，我带部队路过宝坻，还在你们县的大口屯住过一宿呢！”牛厂长笑着说，“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老母亲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
“那你爱人呢？”
“我没娶过媳妇。”筒儿爷尴尬地说。
“你没娶过媳妇，哪来的儿子？”牛厂长惊讶地望着筒儿爷。
“那是一九四四年秋天，我从日本鬼子手中救下的东北孩子。”
“这孩子父母呢？”
“可能被日本杀害了。一九五零年春，我曾带着孩子去东北帮他找父母，在大青沟一带走访了十几个屯子，也没有人认领，只好又把他带回了家。”筒儿爷无奈地说。
“那你怎么没成家呀？”
“家里太穷，还有个孩子，没有女人愿意进门当后妈。”筒儿爷感叹道。
“你现在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的也得成个家呀！”牛厂长动情地说。
“先给儿子找媳妇，我的事以后再说吧！”筒儿爷说。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六零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牛厂长被指责犯有严重右倾错误，职务被撤销，原地接受群众批判和劳动改造。撤职后的牛济民，个人行李物品，被人扔进了筒儿爷的宿舍，责令其每天打扫办公楼公厕。一夜间，牛济民头发全变白了，人也苍老了许多，原来对厂长毕恭毕敬的机关干部，纷纷与他划清界限。唯有筒儿爷对牛济民一如既往，他除了干好新厂长办公室的勤务外，每天仍然尽心尽力照料着牛济民的生活起居。
一天晚上，牛济民悄悄地对筒儿爷说，“老向，你不要再照顾我，不然会有人找你麻烦的。”
“他娘的！我不管那么多，你抓产品质量，坚持节约，反对浪费，没有错。你是好党员好干部，现在遭难了，我更应该照顾你。”筒儿爷愤愤不平地说。
为了减轻牛济民的劳动强度，筒儿爷每天天不亮拿着扫把、抹布，提着水桶，把办公楼所有楼面的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牛济民上午去打扫卫生时，只做个样子就行了。每日三餐，筒儿爷都帮牛济民买回来。牛济民生病了，筒儿爷从附近农村买来母鸡，给他熬鸡汤喝。有一次，牛济民接受大会批判，站了一天，晚上回到宿舍弯不下腰，筒儿爷打来一盆热水，蹲下来用双手为他洗脚，牛济民望着筒儿爷两眼闪动着泪花说：“老向，你真是一个好人呐！好人有好报、好人一定有好报。”
一九六二年春天，已被撤职一年多时间的牛济民突然官复原职，重新执掌工厂大权。据说，上级认为他是红军老战士，根红苗正，犯错误的性质属于说错话，故不作右派定性。筒儿爷对此眉开眼笑，逢人便说：“上级说理，牛厂长本来就是好干部，把他打成右派，天理不容。”
牛厂长复职后不久，从上级主管部门获悉，为减轻城市压力，缓解经济困难，中央决定近期精简下放从农村进城的两千万工人。老向肯定在下放人员之列。“他这么困难的家庭，这样难得的好人，得想办法照顾。这事马上得办，再晚就来不及了。”牛厂长当晚在办公室自言自语地说。
第二天一早，他把厂办主任、劳资处长、总务处长紧急召到办公室，表情严肃地下达了指示：“我刚才与其他厂领导商量后决定，厂部勤杂工向前进同志因病提前退休。他在厂工作期间贡献大，给他奖励两级工资后再按工资总额80%计发退休金。你们今天上午一定把手续办好，不得有误。”领了任务的三位中层领导，半天时间就分别把筒儿爷退休证、户口、粮食迁移证、退休工资核定表一一办妥，交到了厂长手中。
“老向啊，你在我身边工作两年了吧？我平时忙，对你和家庭关心不多。今天我去唐山开会，顺便到宝坻看看你的母亲和孩子，你陪我一起去。”午饭后，牛厂长将筒儿爷拉到身边亲切地说。
“您工作忙就别去了吧！”筒儿爷回答说。
“不，一定要去！”牛厂长坚持说。不大一会儿工夫，杨主任已把筒儿爷的行李装进了车。
吉普车从北京向东行驶三个多小时到了筒儿爷的家。牛厂长与筒儿爷的母亲打过招呼后，转过头来，正式通知筒儿爷：“老向，厂里决定你因病提前退休。我们把相关手续给你带来了。以后有什么困难再到北京找我。”
“他娘的！我根本没有病，我对你那么好，你咋让我退休，别人咋不退？”筒儿爷愤怒地对牛厂长吼了起来。
“老向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以后会明白的。”牛厂长转身走出了院子。
一个多月后，与筒儿爷同厂同村的十几个人，陆续拿着国家发给的回乡证，回村务农，此时的筒儿爷才恍然大悟。
别人下放回村劳动，筒儿爷却拿工资，村里有人编顺口溜调侃：“筒儿爷筒儿爷顶呱呱，别人下放他却把退休工资拿，上班月薪四十元整，回家反而月月拿到四十八。”
当筒儿爷带着土特产去北京看望牛厂长时，得知他已调任大西南一个保密工厂当领导，没有人知道确切地址。从此，筒儿爷与牛济民失去了联系。

三
退休回家第一天晚上，筒儿爷躺在炕上举目四望，一阵心酸：两间破败的土坯房，炕头儿睡着患有眼疾的老娘，炕角头卧着人高马大的儿子。两条光棍儿，一位瞎娘，三代人同卧一块土炕，这哪叫家啊？一定得把房子盖好，给东涛说个媳妇。筒儿爷暗自定下目标。第二天早上，他找到生产队长，要求出工挣分。“咱队的饲养员病了，您去喂牲口吧！”队长笑着对筒儿爷说。
筒儿爷当饲养员住在队部，他很珍惜这份差事，一是免去了三代人同炕睡觉的尴尬，二是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挣工分。儿子东涛也很勤劳，坚持每天出工。此时村里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生产队分的粮食基本够吃，一年的辛勤劳动，年终全家还分了三百多块钱现金。加上筒儿爷每月还有四十八元的退休金，日子好多了。那个年代，四十八块钱可以买到两千块红砖。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年后的春天，筒儿爷拆掉土坯房，盖起了三间蓝砖红瓦的新房，筑起了高高的砖院墙。
家境好转了，说媒提亲的人来了。筒儿爷很高兴，“先给东涛说媳妇，他二十出头正是找媳妇的年龄，不能耽误。我年龄过岗了，找对象的事以后再说。”时间不长，经媒人介绍，东涛与邻村一位叫孙桂兰的姑娘确立了恋爱关系，半年后就把姑娘娶进了门儿。雪白的墙壁，明亮的玻璃窗，大红的双喜字，一对相亲相爱的新人。看着这一切，筒儿爷既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自己的心没白操，儿子长大娶了媳妇。伤心的是，自己年过四十，还是光棍儿一人。
“爸爸！搬回家住吧，也好照顾您。”东涛和桂兰亲切地说。
“不了，东涛有时可能外出，我一个光棍子公公与儿媳妇住对面屋，让别人说闲话呢！”
筒儿爷回乡后的第三个年头儿，农村普遍开展了“四清”运动。一天上午，驻村“四清”工作组召开全体社员参加忆苦思甜大会。会议开始时，工作组杨组长宣布：“请张绍荣老大爷上台忆苦，大家欢迎！”张绍荣老人，解放前给地主扛活十几年，可谓苦大仇深。当他走向主席台时，也许太紧张了，突然蹦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全身抽动，昏迷不醒，大家忙着把他抬出了会场。“这老头儿癫痫病又犯了。”张大爷的儿子歉意地对大家说。
“赶快找一位苦大仇深的人上台救场啊！”杨组长焦急地对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小青说。刘小青从主席台双眼往下一扫，嘿，有了。他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发现了坐在第二排小凳子上的筒儿爷。“让筒儿爷上台讲吧，他旧社会受过不少苦。”刘小青轻声征求杨组长的意见。“好！请他上台吧！”杨组长着急地说，“社员同志们，下面我们欢迎向前进同志上台忆苦思甜。”
随着掌声，筒儿爷被几个村干部强拉硬拽，弄上了主席台。“我不会说，我不会说。”筒儿爷满头大汗，连声对会议主持人说。
“老向，您还拿一把咋的？坐下来慢慢想着说！”杨组长不耐烦地说。
筒儿爷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我向前进是个苦人，但没有文化，不会说，说错了大家得担待点儿。”筒儿爷结结巴巴地说。
“不要说序儿了，赶紧捡最苦的说。”杨组长提醒筒儿爷。
“父老乡亲们，要说受苦哇，那最苦就是一九五九年，他娘的！全家人劳动了一年，秋后只分了三斤棒子，四斤高粱，甭说装缸，就是连瓶子也装不满。我要是不跑到北京，非得饿死。”这时台下一片唧唧喳喳的议论声。
“停停！老向，你怎么诉起解放后的苦来了？说你解放前给地主扛活受的苦。”杨组长站起来对筒儿爷说。
“解放前我先后给三家地主扛过活儿，先是给咱庄儿财主老张家，干一年的活儿给了我两石麦子，三石高粱，我扛活儿一年挣的粮食，全家人吃不完，逢年过节地主家还给我吃犒劳。扛活的第二家是东庄儿地主丰老万家，对我比老张家还好……”
“下去，别说了！”杨组长表情严肃地训斥筒儿爷。此时，台下的人笑成了一片。
“他娘的！我说我不会说，你们非得让我说，我说吧，还没说完，又不让我说了。”筒儿爷边从主席台往下走边嘟囔着。
在筒儿爷退休回乡第四个年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进了小村。村里的红卫兵今天揪这个、明天斗那个，把村子搞得乌烟瘴气。“你们不好好下地干活儿，整天瞎折腾啥？”筒儿爷对此看不惯，多次训斥红卫兵。因筒儿爷出身贫苦，村文革就让他当村小学贫代会代表，主管学校的运动。在进校的第一次师生大会上，筒儿爷说：“孩子们，上边儿说了，搞文化大革命，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你们小学不放假。所以，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坐下来上课。不念书不行，没文化怎么建设祖国？一九四三年，我在东北当劳工时听说，小日本把老师称作国师，连天皇见到老师都得鞠躬。打骂老师的人要判重刑。因为尊师重教，日本教育发达，人人有文化，国家强大了，就来欺负咱们中国。你们要尊重老师，好好学习，努力把国家建设强大。到那时，小日本也好、美帝国主义也好，都不敢再欺负咱们。从今天起，哪个小王八羔子敢给老师写大字报、斗老师，我把他摔死。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学生们齐声回答。在筒儿爷的主持下，文革期间，村小学始终没有停课、老师也没有受到冲击。
文革运动初期，社员们每天晚上都要到队部参加批判会，今天斗地主、明天批牛鬼蛇神，但筒儿爷低着头从不发言。一天晚上，在红卫兵方大头的主持下，批斗地主分子张有好。社员们轮流发言，对低头弯腰的张有好痛骂了一番。由于还不到散会时间，方大头的目光定在了闷坐在炕头的筒儿爷身上。“您苦大仇深，咋一言不发？”方大头指着筒儿爷说。
“我不会说，说不好。”筒儿爷答道。
“不行！运动中谁也不能当旁观者，今天您得发言。”方大头语气坚定。
知道今天躲不过去了，筒儿爷站起来走到张有好身边，用手指着他脑门子说：“你现在就是一只大肥羊，我们贫下中农就是一帮子大灰狼；我们这些大灰狼，今个儿就是要吃你这只大肥羊；你这只大肥羊，想躲也躲不开我们这帮大灰狼 ……”
“筒儿爷，您瞎说啥呢？别说了！”方大头急了。
“我说我不会说，你非得让我说，咋了，又不让我说了？”筒儿爷气呼呼地质问方大头。人们个个笑得捂着肚子。
一九七三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操劳一生、抚养大两代人的向老太太，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儿。弥留之际，老人拉着孙子孙媳的手，吃力地说，“你们的爸爸已年近五十，至今未娶，这是我最放不下心的事。他口说不愿找伴儿，不是心里话，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呀！我走后，你们一定要帮你爸爸说个人儿。”“奶奶，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办好这事儿。”东涛夫妇含泪回答。
办完老人的丧事，东涛夫妇四处托人做媒，希望尽快给爸爸找个老伴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很快如愿。
大秋后的一天上午，东涛和桂兰去香河县城赶集。中午时分，两口子走进城边儿一家小吃店要了一盘包子，坐下来正要吃时，一个女人站在了他们面前，“行行好吧，给我个包子吃，我太饿了。”看着女人乞求的眼神，桂兰动了怜悯之心，随手递过去两个包子。这女人狼吞虎咽地吃了。桂兰仔细打量对方：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黑红的脸庞，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上面镶嵌着弯弯的眉毛，从里到外，透出一股中年女性成熟的美。
“你叫啥名字？从哪来？家里还有啥人？咋到这儿要饭？”桂兰拉女人坐下，关切地问了一连串问题。
“我叫赵文姝，家在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一个山沟里。去年丈夫死了，留下一个孩子，放在姥姥家。我们那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十年九旱，春天种下一斤种子，秋后收不到二斤粮食，地里的苞谷长得还没有你们这里的大葱高。今年大旱，颗粒无收，实在饿得不行，只好出来讨饭。”
“你准备到哪去呀？”桂兰问。
“没有目的地，谁收留我，给口饭吃就行，嫁人也愿意，要是对方条件好，能给我点钱寄回去接济一下孩子更好。”
女人说到这里，桂兰与东涛会意地笑了笑。“你今年多大了？”桂兰问。“三十七岁。”女人回答。“我公爹今年四十九岁，单身，是退休工人，身体好，现在家劳动，你愿意嫁给他吗？”“愿意。”没等桂兰说完，女人就抢着回答。
饭后，文姝跟着东涛和桂兰来到了向家。桂兰马上征求公爹的意见，筒儿爷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我都快五十岁了，儿孙满堂，找媳妇会让人笑话的。”
“咋不行？您把我养大又给我成家，把自己耽误了，您不成家，我们心里难受哇！您让我们尽点孝心吧，这事就定了。”东涛接过话茬说。见儿子态度坚决，筒儿爷不吭声了。
“您写封信回去，把婚姻证明寄来好吗？”东涛俩口子对赵文姝说。“结婚还开证明？我们在家结婚咋没开过证明？那里不通路，写信几个月还不一定收到呢！”文姝说。既然开证明难，那就不办结婚证了。村干部们商量后决定。
在东涛夫妇和乡亲们热情操办下，文姝来小村第四天，就与筒儿爷举办了简朴的婚礼。婚礼那天，屋里屋外挤满了贺喜的乡亲们，有人在婚房的门上写了一幅对联：千里姻缘，莽夫抱娇妻；干柴烈火，老牛吃嫩草。横批是：福哉筒儿爷。
娇美的文姝，给筒儿爷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欢乐。她把大西北女性温柔、细腻、体贴、灵巧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天三顿为筒儿爷送上可口的饭菜，屋里屋外收拾得整洁有序，新衣服缝得漂亮可体，捶背搓腰又轻又揉，把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美得筒儿爷天天满面春风。村里有人作打油诗调侃筒儿爷：活了四十九，才摸着女人的手。夜夜把娇妻瞅，天天像喝了二两酒。
文姝在照顾好筒儿爷的同时，还主动帮东涛俩口子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喜得东涛夫妇见面喊妈，乐得孙子孙女开口闭口叫奶奶。
在与筒儿爷共同生活七年后的一天，文姝接到老家来信，顿时心神不安起来。筒儿爷一再追问，她才哭哭啼啼的吐露了真情：“我丈夫没有死，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当年因为穷得没饭吃，我才出来要饭，与你结婚时我隐瞒了真情。这些年你给我的钱，都寄回家了。今天老家来信说，家乡条件好了，大人孩子很想念我，让我回去。”筒儿爷听得目瞪口呆，喃喃地说：“你咋不早说！你咋不早说！既然……既然这样，你，你，你回去吧！”
“那好，我回去看看，再回来。”文姝心情复杂地说。
文姝抓紧时间把家里的被褥拆洗重做、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知道文姝要走，筒儿爷心里很难受，他把自己当时仅有的两千块钱塞给了她。
离开那天早晨，文姝双眼含着泪花，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小村。信誓旦旦表示还要回来的文姝，走后音信皆无，把相思的痛苦永远留给了独守空房的筒儿爷。

四
文姝走后不久，生产队解体，村里实行了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主体的土地承包。筒儿爷离开饲养员岗位，承包了位于村边的潮白河十里长堤养护任务。为养护好大堤，他用自己的钱买来杨树苗，一镐一镐地挖坑，一棵一棵地栽下，一桶一桶地浇水，一把一把地施肥，一铲一铲地培土，披星戴月地苦干了半年，光秃秃的大堤，坡上坡下布满了嫩绿。为管好树、护好堤，筒儿爷在大堤上盖了两间土坯房，日夜守护在那里。随着日月交替，几年以后，十里长堤变成了茂密的林带，望着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杨树，筒儿爷高兴，逢人便说，种树好，可以保护堤坝，防风固沙，涵养水分，调节空气，产出木材。在上堤的路口，竖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老向住堤头，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敲他的头。”这是筒儿爷作词儿，别人代写的护林警示。村里人看到牌子笑着说，“这老爷子还挺幽默呢！”
杨树长到直径二十多厘米粗了，水利部门要求在大堤换茬栽新品种树苗，筒儿爷只得请人把树伐了。陆续从大堤拉回来的圆木像一座小山儿，垛满了村口的麦场。此时，邻村个体木材加工厂年轻的李老板找上门来，想买下这批圆木。“筒儿爷，您栽这批树共投入多少钱啊？”李老板试探着问。
“没细算过，大概花三四万吧！”筒儿爷说。
“那这批圆木得值多少钱呢？”李老板继续绕圈子。
“你小子别打这批圆木的主意，我不卖。”筒儿爷瞪着眼睛说。
“别介，刚才我仔细看了看，这批圆木在市场上可以卖到七八万块钱，我给十万块钱买下，您看咋样？”李老板下定决心要把这批圆木买到手。
“给多少钱也不卖，我用这些圆木给学校做桌椅。文革时，我在学校当贫下中农代表，学生们用的桌椅就很破旧了，至今还没换呢！”
李老板碰了一鼻子灰，仍然不死心，他认定十万块钱买下这批圆木还有钱赚。于是，又找到向东涛，请儿子劝老爹把圆木卖给他。
“不行，这老爷子想干的事，你就是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他给学生打桌椅是好事，我作为儿子，顺者为孝嘛！再者说，我们家这些年来，从不用老爷子的钱。东涛对李老板说。”
买树无望，李老板只好悻悻地走了。
说干就干，六十多岁的筒儿爷要愚公移山。一把斧子，一把钢锯，一把锛子，一把刨子，交替着用。人累瘦了，手开裂了，衣服磨破了，全然不顾，每天争分夺秒地忙乎着。老人的义举，深深地感动了全村的人，大伙儿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饭菜，筒儿爷也不推辞，一一笑纳。几十个会木工活儿的村民，也纷纷拿上工具，主动加入筒儿爷的行列。
人心齐，泰山移。几个月时间，七百套崭新的桌椅做好了。在村支书的组织协调下，筒儿爷领着几十个村民，借了十二辆农用车，拉了一天，才把这批桌椅送到了中心小学。近千名师生敲锣打鼓，列队向这位无偿捐赠桌椅的老人致以敬意。
移交完毕，筒儿爷一把拉住李校长的手，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用旧报纸裹着的包儿。“校长，这八千块钱是我把树枝子卖给窑厂得来的，请你收下，用来帮助那些没钱上学、买不起书本的孩子。”筒儿爷边说边把纸包送到李校长手中。
“向大爷，您为学校捐桌椅已经花好几万块钱了，这钱您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李校长边说边把纸包往筒儿爷手上推。
“我衣食无忧，晚辈对我很孝顺。我的愿望，是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如果村里的孩子个个都读书、全国的孩子人人有文化，咱们国家不就富强了吗？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个叫《今日日本》的纪录片，这小日本现在又富了，他们能富，就是人人都读书、个个有文化。咱们也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办好学校，让孩子们个个读好书，国家就强大了，我想咱们一定会超过小日本。这钱你一定得收下。”筒儿爷激动地说。
李校长手里拿着纸包，两眼扫过满院的新桌椅，望着面前满头白发，满脸沟壑，双手皲裂，身着补丁衣服，脚踏旧布鞋的筒儿爷，感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着老人的手说，“谢谢！小村有您这样伟大的农民，大有希望；家乡有您这样伟大的公民，大有希望。”
筒儿爷咧咧嘴，想说什么又说不出，转过头来，带着一身疲惫走出了校门。
东涛夫妇宅院东街坊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姜志远。姜家生活条件在村里一般。由于妻子不生育，姜志远三十二岁那年，经亲戚帮忙，从北京抱养了一个私生子。这孩子从小健康活泼，聪明可爱，夫妻俩对其视为己出，精心抚养。上小学时，姜志远为孩子起名姜京来。在筒儿爷向学校捐桌椅后第三个年头的夏天，京来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看着大红的入学通知书，姜志远又喜又急。喜的是这些年含辛茹苦培养的孩子终于有了丰硕成果，京来为全家争了光。急的是自己囊中羞涩。姜志远两年前患脑血栓留下后遗症，嘴斜眼歪，说话困难，走路动摇西晃，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的生计，全靠妻子种几亩承包地维持。京来去清华读书，入学就得交五千元学费，这近乎天文数字的钱，到哪去借呀？姜家人为此愁眉苦脸。
“爸爸，您别为难，家里没钱，我不去读书，出门打工。”京来对父亲说。
“不行，这钱咱借借看，大学一定要上。”姜志远含糊不清的言语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他不忍心失掉儿子深造的机会。于是，夫妻俩紧急出动，求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也只借到了一千多块钱。
村里人同情姜家，东家给一百，西家送五十，可这凑起来的钱加在一起，也只够一年学费的一半。
筒儿爷听说此事后急了，立即拿上自己手中现有的三千块钱，又跑到东涛的养鸡场财务室借了五千块钱，用塑料袋包好，风风火火地推开了姜家的门。“志远呐，京来这学一定得上，这孩子是咱村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他为你们家争了光，也为咱村争了光，这学费我出。”筒儿爷边说边把包有八千块钱的塑料包递到了姜志远手上。
“您好意我们领了，您七十多岁了，自己都舍不得花，我们不好意思用这钱呐！”
“京来，别听你爸的，这钱给你上学用，别不落忍，算是爷爷借给你的，上学期间我每年给你八千块钱，保证你够用。”没等京来答话，筒儿爷转身走了。
大学毕业后，京来顺利进入北京中关村，在国家高科技产业园区当了一名工程师。一年后，有了丰厚收入的他，怀揣三万二千块钱来到筒儿爷家。“爷爷，谢谢您的大恩大德，没有您的鼎力相助，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我挣钱了，把上学四年用的钱还给您。”京来边说边把钱放在筒儿爷的炕上。
“还啥，我不要了！当初给钱时，我就没打算让你还。”筒儿爷说。
“这钱一定得还，您甭推辞。”京来不肯让步。这一老一少，你推我搡，谁也说服不了谁。
“孩子，别跟我较劲儿了，我要钱没用，如果你一定要还，就把这笔钱交到村小学吧！让学校多多培养出像你这样的优秀学生。村里出人才，国家出人才，我就高兴了。”筒儿爷说得情真意切，京来听得泪水涟涟。
第二天，京来另拿出两万块钱，加上还给筒儿爷的钱共五万二千元，一并交到了村中心小学，用这笔钱设立了“向前进桑梓助学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举行庆典那天，学校派人请筒儿爷出席时，这老爷子把眼一瞪：“我不去！钱花在孩子们身上不就行了，还用我的名儿弄个破基金会干啥?”
筒儿爷退休回乡，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他的退休金也不断增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的退休金更是水涨船高。进入新世纪，老爷子的退休金已从当年回乡时的每月48元涨到每月2700元；筒儿爷满八十岁时，被市老龄委树为长寿之星，民政局每月给他补贴300元；护堤看树，水利部门每月又发给300元工资。退休金、补贴和工资加在一起，他每月收入3300元。
筒儿爷挣钱，筒儿爷有钱，筒儿爷自己不花钱，筒儿爷非但没存下钱，反倒还欠着信用社的钱。这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村里决定硬化、美化现有的两条街道，上级拨的补助和村里筹集的钱，只够搞一条街道的。先硬化美化哪条街道，一时成了村民们普遍关心的大事。由于住房所处不同街道，为了争着先修自家门前的路，在村民议事会上，父子反目，兄弟吵架，亲戚成仇，闹得不可开交。“大家伙儿都想出行方便，这是好事嘛！千万别为这点儿事儿伤了和气。你们找行家算算，两条街道一块儿修，还缺多少钱？这钱由我出。”筒儿爷找到村支书说。
“您的钱都捐了，现在哪还有钱？”
“这钱你就别操心了，缺多少告诉我就行。”筒儿爷坚定地说。
经过预算，两条街道同时硬化美化，资金缺口五万元。筒儿爷拿出手里现有的一万五千块钱，又用工资卡作抵押，从乡信用社贷款三万五千元，一并交到村干部手上。二十天后，村里的两条街道同时得到硬化美化，街道两边还用水泥修了排水沟，镶上了长方形的道牙子。看着平整干净的新街道，村民们高兴，筒儿爷更高兴。
最近几年，逢年过节，筒儿爷总是掏钱买鱼买肉送到村里的七个五保户家中。村民家有红白喜事，他不请自到，并根据其家庭状况，逐户随礼，经济条件较好的给二十元，一般户给一百元，困难户给二百元。孤儿杨山结婚缺钱，筒儿爷及时送去两千元，使他顺利办了喜事。村里哪家有难处，筒儿爷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相助。谁借了他多少钱、谁还谁没还，他自己都不清楚。
今年春天，筒儿爷被评为“星级村民”后，村党支部根据他的事迹，编写了快板，向群众宣传：筒儿爷月薪三千三，不喝酒来不抽烟，萝卜咸菜拌饭咽，破旧衣服身上穿，房上无瓦墙无砖，助学支教他捐款，公益事业把钱填，扶贫济困他自愿，谁家有难他都管，至少捐款三十万，清苦活到八十三，有人说他死了冤，筒儿爷心里比蜜甜，平生积德又行善，还想助人二十年。
前些日子，我从城里回农村老家，顺便去看望筒儿爷。在聊起村里宣传他的快板时，筒儿爷说，“别听他们瞎咧咧，我哪有那么好？不过，这人活一辈子，总不能光想着自个儿。如果那样，社会还能和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