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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9 18: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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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8年对于家乡的老人来说,是天灾不断的一年。先是严重的干旱,到了麦子收割的时候却雨水涟涟。上午还是阳光普照,午后就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晾晒在场地里的麦子来不及归拢,被水浸泡后长出了白芽;还有些被油布捂干的,蒸出的馒头有刺鼻的霉味。妈妈手擀的面条放入锅内,勺子轻轻一趟就断成几截。老人说:“这又是吃霉麦面的一年。”
在父母叹息声中的一个傍晚,家里迎来了已经出嫁到外村的大姑。她又被打的鼻青脸肿,这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因为她在嫁过去的两年未能给对方家中添一男半女,时常遭到以各种由头的谩骂与毒打。每一次,她只会流着泪,带着伤,回娘家。住个几日,对方再来把她接走。爷爷通常是沉默的,因为在他封建的脑袋里,总觉得自己的女儿没能给别人家留后,是有错在先。善良又懦弱的奶奶,只会背过身擦去眼角的泪。只有我的父母会严厉指责来人——我的姑父——让其保证以后绝对不能再打人,但这也是没有用处的。大姑仍然没有生出孩子,仍然经常被打,挨打后仍然回娘家避难,隔了几日仍然再被带回去。这个循环成了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是在这个为生霉发芽的麦子而叹息的日子,大姑带着伤痕来到家中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住下。傍晚时分,她向家人道别,说要回去了。她把一些零钱塞进我的口袋,我看见她眼睛里有着与往日不同的光彩。只是,6岁的我还不明白,那种目光是绝望。家人送至门外,绝不曾想,这一送,就把她送到了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地方。
几天后,姑父上门接人方才知道,大姑根本没有回去。接下来,自是一番苦找,一通大闹。村里人说是被那男人家里给害了,他们怕绝后。爸爸叔叔带着二十多个男劳力到那个村子里要人,男方家说是大姑自己走的,因为连同大姑一起消失的,还有40块钱。奶奶的眼睛因为流泪过多几近失明,但大姑走得干干净净,没有蛛丝马迹可寻。她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那是愁云笼罩的一年。那一年的中原农家没能吃到白面馍和长长的面条。这种悲伤,伴随着那些变了颜色变了味道的麦子在囤里越来越少,才逐渐减轻减淡。当我背着双手摇头晃脑在大家面前背诵《锄禾》的时候,奶奶的眼角亦会浮现浅浅的笑意。那便是又一个麦子成熟的季节来到了。
1989年的麦子大丰收,颗粒饱满,产量喜人。经过一个麦季的烈日照射,我的皮肤晒得黑红黑红。收麦的假期早就过完了,心思仍然没有收回来。何况我本就不喜上学。父母望女成凤,即使知道我对念书深恶痛绝,依然会一天一天的把我送进学校的教室里。在他们眼里,能考上大学是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他们希望自己的后辈不必靠天给的收成过日子,不必把汗珠子摔成八瓣浇灌着那一亩三分地,他们固执的认为我是块读书的材料。所以我被父亲一次又一次的强拉进学校的教室,再一次又一次的跟在他的后面溜出学校。有时候会被父亲发现,我就做出各种挤眉弄眼的怪相,每每至此,父亲总痛心的自语:“你到底想要怎样呀你这个不听话的小妮子!”
我不叫妮子。妮子是家乡人对女娃的统称。我叫夏翎翙,这个笔画繁多的名字是在镇里做小官的爷爷给我取的。我不喜读书,也不喜这个难写的名字,何况我根本就没学会写这两个字,何况连老师都不认得这个“翙”字。书本的封面、作业本上的名字,统统都是妈妈帮忙写上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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